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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东方情感方式

陈 兵

  情感包括情欲(与占有欲的冲动相联系)、情致(合乎理性的伦理情感)、情操三个层次。一个民族的情感方式与层次,主要由其社会结构所决定。东方佛教圈内的各民族,在情感方式上皆受禅的浸润,表现出重慈悲平等与高层次情操,及情感与理性统一的共同特点,而又具有各自有别的情感方式。
  印度民族的情感方式主要受种姓制度制约,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只许有卑视和憎恶,爱只被限制在同一种姓内。在这个被人为限定的情感区域内,印度人世俗的情感及对‘理性的灵魂’的情感皆十分深挚热烈。世俗的艳情颇具有现代西方人的风流浪漫情味,这在公元二世纪的《舞论,及印度富有性感的舞蹈中,神庙中淫乐性的雕像上,都不难发现。一部分人或文化精英则表现出对超越性智慧的热切追求,佛陀被跃动不已的“欲心”驱使而去求道,正是这种印度文化精英的典型。可以说,印度人的情感方式具有禁欲与纵欲、低层次情欲与高层次情操的二元对立,这二元对立在婆罗门教哲学和密教瑜伽中竟然被统一于一体。如《大林奥义书》说,当一个人拥抱其爱妻与拥抱“理智的灵魂”时,他都不知任何内在,外在的东西,在无愿无求中得到满足。佛教把印度民族文化精英对“理智的灵魂’追求的热情发展臻极,在禅观中极力发挥理智冷静观照的作用,对治和转化情欲,这对印度民族之追求理智、崇尚对情欲的高度自制,有深刻影响。佛教及其禅学还突破印度传统的种姓界限,深观无我,高唱众生平等,在禅观中通过“四无量心”、“菩提心”的观修,把低级的情感升华为高级的大慈大悲,力图把同情心、仁爱心增广至极,培养一种神圣的情感,这对印度民族突破狭隘的种姓感情畛域,无疑有积极作用。佛教以理智,智慧胜情欲,倡禁欲主义,当然也难以根本解决印度民族情欲与理智的矛盾问题,不能不受婆罗门教影响,寻觅统一二元对立的途径,终于发展出在空性、明体中使情欲和理智欲都得到极度满足,所谓‘空乐不二’的无上瑜伽。
  与印度不同,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主要受农业宗法社会的制约,只发达了中层次的世俗伦理情感,情感的表达方式被儒教严格限制在三纲五常的神圣规范之内。中国人讲究的“情理合一”,具体指以封建社会的伦理,或后来被理学家们从本体论角度诠释的“天理”、“良知”之理。亦即孔子所说的“礼”,去抑制情欲的泛滥,与印度文化精英们从自我解脱角度所探究的“理智灵魂”之理不同。中国人所谓情理合一之情,是以血缘亲族关系为中心向外扩大,以孝为本。{孝经)云:6t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礼记·大传》曰:“人道,亲亲也。”这种从血缘关系‘亲亲’的情感,无疑有其狭隘性,直到今日,尚为诸多丑恶社会现象产生之源。当然,华夏民族早就有“天下为公”的理想,五常中的仁,也可以发挥出超“亲亲’而泛爱的博爱思想。正是顺应这种思想,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才得以被中国人接受,这种超越血缘关系,乃至超越人际关系而普及于包括动物的一切众生的慈悲,通过慈悲观之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伦理视野和情感畛域,丰富了民族情感方式的内涵。当然,佛教在华的传播,也不能不尽量顺应中国传统伦理规范,自佛教入华之初,通过经典迻译,就强调了孝顺父母,以后又强调忠事君王、“报国主恩’,使本具超越性的佛教伦理思想具有了中国式的封建性。印度佛典中那些涉及男女间私事的‘拥抱’、“接吻’等字眼,在译汉过程中都适应中国情感方式,或删削或不译(音译梵文原词)。印度佛典中,说父子,夫妻、主仆、师徒等人际间之义务,往往都是对等关系,而在汉译时多仅强调子对父、妻对夫、仆对主,徒对师的单方面义务,如印度佛典中本来为互相怜爱的夫妻关系,在汉译时被改为“夫视妇”,丈夫“怜念妻子”、“妻事夫”,“善敬顺夫”,淡化了丈夫对妻子的义务,以顺应汉地“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片面浓化了妻子对丈夫的义务。尽管如此,佛教禅观中观众生平等,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疑有削弱中国“亲亲”的狭隘伦理观念的作用。
  西藏因游牧生产和部落散居的条件,在情感方式上较少汉地的封建性,而较多对鬼神的敬畏。晚期印度密教传入,正好适应了西藏的社会文化心理,助长了藏族对“理智灵魂”追求的热情,情欲和理智在无上瑜伽的双身法中统一了起来,使西藏民族的情感方式具有与汉民族迥然不同的奔放色彩。日本,朝鲜、越南民族的情感方式,较接近于汉族。

              摘自《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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