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产生的背景
◎然 妙

　　佛教传入，直至智者大师于光大元年（567）入住金陵瓦官寺，为时五百年。在这五百年中，从后汉经三国、两晋而自东晋末叶罗什来华是传译时期，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突破。后来为能在中国社会生存、扎根、依附本土的老庄虚无之说，使佛教与黄老之术，老庄玄学等本土思想之间建立理解上的相似性，这即是所谓的“格义佛教”。东晋末叶，随着经典译入的逐渐增多，僧人开始领悟到“格义”的局限性与不正确性，特别是经过鸠摩罗什大师般若思想系统的译入，当时僧人领袖道安法师（312——385）、慧远大师（334——417），以及罗什弟子僧肇大师（384——414）等人，都极力主张摆脱老庄玄学，发扬佛教的正统般若空义。这是中国僧人走向自我发展道路的开始。
　　南北朝时，由于经典的大量传入，中国僧人开始对经典产生独特的理解与发微。围绕各自尊崇的经典，逐步形成不同的学派。如毗昙学、涅槃学、楞伽学、成实学、地论学、三论学、摄论学等。各学派又因不同地域之异，各有所重。据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文字篇》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政治的分裂，环境、风气的影响，思维方式的惯性，使得当时的佛教学者，也受传统文化渲染，南方偏重义学讲经，北方则倾向坐禅诵习。因各执一隅，造成了所谓“南论北禅”的局面。
　　南朝重讲，偏于解学。如《唐高僧传》说：“逮于梁祖，广辟定门……于时佛化虽隆，多游辩慧，词锋所指，波诵相凌，至于微引，盖无所算，可谓徒有扬举名，终亏直心之实信矣。”又说：“自江东佛教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
　　这样的局面，固然与当时还留有魏晋以来的清谈遗风有关，但更因当时王室贵族的倡导和奖励。如宋明帝在湘官寺大开讲席。梁武帝于京都五大寺请五大法师讲经，又更亲自在华林园和同泰寺讲经。由于王室尊崇佛教，率先垂范讲学，从而听讲的人众云集，僧侣们亦以能被选为法师而荣耀。故而，当时僧人一心倾于经典义学的研究，致使失掉实践修行的求道之心。
　　但北朝却重视坐禅和诵经为旨趣，他们认为佛果要以坐禅实践为要决，并非依义解能证得。故而轻视讲席，废弃义学，专以倡导不立文字的学风。致使根机差的堕于无知，或陷于蒙昧的邪行。造出不学寄生的“哑羊僧”。使佛教流于粗浅的因果报应，真实的教义研究却无人问津。正如智者大师批评说：“又一种禅人，不达他根性，纯教乳药，体心踏心，和融觉密，若泯若了，斯一辙之意，障难万途，纷然不识，才见异相，即判是道。”
　　理论与实践各有所偏的现象，使学与修严重脱节，这与佛陀的教化本怀有悖。为此慧文、慧思，特别是智者大师，深鉴时弊。将南朝轻禅重讲，北朝轻讲重禅的偏失，予以辅充均平，力倡教观双运，解行并重，统一南北学风，创立一代教门，使令南北两地的行者，共同承受而力行，以“解行双修”为成佛的真实途径。这是顺应久分必合的趋势，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佛教进一步发展的转折点。智者大师顺应时势，漂亮的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被后人尊称为“东土小释迦”。

摘自《然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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