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融摄力
◎方立天

　　所讲的调和性，是就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而言，这里所讲的融摄性，则是就佛教内部的关系而言，也就是指中国佛教统摄佛教各类经典和佛教各派学说，统一佛教各地学风的特性。这在隋唐佛教宗派，尤其是天台宗和华严宗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代以后的著名佛教学者也都继续发挥融摄佛教各派信仰的特性。以下分三个问题来讲。
　　1、统一各地各派的学风。中国古代历史和印度不同，统一局面是主流。政治上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统一，对于佛教来说，也要求建立统一的佛教。隋唐两代的封建统一王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时形成了佛教宗派，是中国佛教的最重要构成期，也是日益成熟期。隋唐佛教宗派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统一性，统一了以往各地佛教学风的差异，表现了中国佛教的高度融摄力。
　　佛教自汉代传入至隋以前，经历了一段分裂割据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政权的对立，两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佛教趋于分化。佛教的内容包括戒、定、慧三学，“戒”、“定”是指宗教修养实践；“慧”，智慧，是指宗教思想体系，包括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南北朝时期，大体上北方佛教偏重于迷信仪式和宗教活动，如坐禅、修行、布施、造像、立寺等，南方佛教则侧重于玄理的清谈。禅法在北方广为流行，义学在南方比较发达。在隋统一全国后，南北来往交通非常便利，两地僧人互相交流，各种学说互相沟通，各种师说渐趋一致。隋唐佛教，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都是理论和修行并重，强调定慧双修的。天台宗，本是坐禅的一派，但也重视理论。此宗的“法华三昧”就体现了禅法和理论的统一。史载天台宗祖师慧文禅师，据《大智度论》和《中论》而悟入“一心三观”（于心中同时观悟空、假、中）的观行方法，并传给慧思。慧思从北方到南方，坚持既重禅法，又重佛教义理。慧思的弟子智顗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确立了定（止）慧（观）双修原则。天台宗的理论和观行并重宗风的形成，标志着北方偏重禅法、南方偏重义理的学风的根本转变。唯识宗，继承印度大乘有宗的“万法唯识”的观点，对物质现象和心理现象做了烦琐细密的分疏，形成庞杂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同时又有瑜伽行观，即通过禅定，不经语言文字的中介，运用佛教“智慧”使所谓真理直接呈现于面前。唯识宗创始人之一窥基还在《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唯识章》中，提出了从宽至狭、从浅至深、从粗至细的五重唯识观，作为独特观法。窥基的师父玄奘是一代大师，广学博闻，自印度回国后，因始终忙于主持译事，到晚年尚自认禅定功夫欠缺，而引以为憾。再如华严宗，有一套以“一真法界”为核心的“无尽缘起”的理论，同时它所谓的“法界观”也是禅法。华严宗初祖杜顺本是禅师，二祖智俨随杜顺禅师学过禅法，并应用《华严宗》的教义重新解释了止观。华严宗真正创始人法藏，更提出了“法界观”和“十重唯识观”。所谓“十重唯识观”是吸收唯识宗的五重唯识观再加上四法界观拼凑而成，主张把法界归于一心，即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心中的观念，而在思辨中达到圆融无碍的境地。至于禅宗，虽然标榜“不立文字”，其实也是有明快细密的理论的。
　　2、系统判释不同派别尊奉佛典的地位——“判教”。印度原先也有简略的判教，如《法华经》分大、小二乘，《楞伽经》分顿、渐二教，《解深密经》分有、空、中三时，《涅槃经》分五味（五时）等。在中国，判教理论在各个宗派学说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内容与印度判教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判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的情况，是中国佛教宗派的独特的问题，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对外来佛教的消化吸收，体现了中国佛教宗派的融摄性特征。

　　　　 摘自《中国佛教》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