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体与佛教
◎ 陈友康
汉语诗体极其精美,各种诗体的形成固然取决于汉语自身与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有些诗体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佛教的明显影响。这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一大因缘。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学报》发表《四声三问》一文,指出汉语的平上去三声“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中国文士摹拟转读佛经的三声把中国语声音的高下分为三阶,加上入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中国之美化文”主要指诗歌,也包括骈文和赋等讲究声韵的文体。四声的发现对近体诗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
玄言诗是我国诗歌史上一种独特的诗歌形态,以表现玄理为主要内容,在东晋盛极一时。关于玄言诗的产生原因,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到当代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等都有探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玄言诗是在玄学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解释了玄言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容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没有找到诗体的来源。
陈允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认为:“玄言诗在佛教开始深入华夏文化之际登上诗坛,算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次短暂的诗体鼎革,诸如此类与此方传统习惯背道而驰的大胆改作,在缺乏外来事物沟通的情况下是殊难达成的。当时经翻译过来的大量天竺佛偈,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许(询)、孙(绰)、支遁等创作说理篇章的蓝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陈允吉从两方面论证佛偈对玄言诗的影响,一是说理。中国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的诗歌传统认为诗歌的功能在于抒情言志和赋物造型,不主张演绎抽象义理,所以玄言诗以前的中国诗歌很少说理。到了玄言诗,却以敷陈玄学义理为主。这种改革受到佛偈的直接影响。二是用韵,玄言诗双句押韵,一韵到底,正是佛偈的基本特征。陈允吉以富赡的资料、严密的推理论证了玄言诗与佛理诗“诗体来源上的一致性”,揭示玄言诗曾受到“佛偈翻译文体的沾溉”,解决了玄言诗诗体鼎革的外来影响问题。
七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最重要也最受欢迎的诗体之一,关于它的渊源,现代学术史上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来自楚辞,以梁启超、陈钟凡、逯钦立、日本青木正儿等为代表;一种认为来自秦汉的民歌和谣谚,以罗根泽、余冠英为代表。这些研究言之成理,各有胜意。陈允吉发表《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对七言诗的形成发展给出了新的看法。文章认为,在七言诗演进过程中,人们忽视了“一个迄今尚鲜为人认知的重要事实,这就是早期汉译佛典中数量众多的七言偈在中土流布,对于我国中古时代七言诗形式结构上的臻于成熟,作为一种旁助力量也确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七言佛偈的基本结构特点是“通体七言”、“隔句押韵”、“两句两句衔接转递”。七言诗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七言佛偈的特点,使之成为自身模式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加以固定.走上规范化的大道。此外,他还从修辞手段和语言风格论证佛偈对七言诗的影响。成熟的七言诗喜欢骈对,与佛理诗颂的启发也有关系。南北朝后期到初唐时代的七言诗语言浅切明畅、流转,“总带些佛教化俗唱词的那股味儿”,这是七言诗充分吸收梵呗、唱导审音调声的结果,“由兹在中国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而佛经通过传译进入中国后对本土文学的深远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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