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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总第269期(2021年第10期)/缘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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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 刘绪贻

  关于吴先生的为人处世,凡与他相识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正直、诚实、善良、天真,特重友谊,乐于助人。特别是他与清华同学吴芳吉和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真挚而坚贞的情谊更是广为人所乐道。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矛盾。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其实,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还不只季先生说的这些。比如他反对说谎,但他投考清华学校时年已17,超过了规定的最高年龄15岁,他就瞒了两岁。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作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却不顾同仁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并称《学衡》非社员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他一生恋爱多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像蛮横的国民党伤兵一样。比如他力主真诚坦率,曾当着胡适的面说想杀他,当着他苦恋的毛彦文的面谈他与其他女子的恋情,但在报复友人劝他与已离婚妻子陈心一复婚时,却像《红楼梦》里赵姨娘一样,偷偷地搞巫术,“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他的奇特行为,也真教人长见识如一般人宣传自己的著作,即使不夸张,也不会自损。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为《吴宓诗集》作广告时却称:“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一般人谈恋爱,最希望能结婚。吴宓苦恋毛彦文多年,但在毛哭着要求嫁给他时,他却狠心拒绝。他的学生钱钟书对他的评论入骨三分,说“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评论吴先生的文章对他过誉,或矫枉过正,因为他在两个问题上具有严重的缺点。他吹嘘自己的一生是“殉道”、“殉情”。他殉的是“过时之道”,是对国计民生、匡时救世无益而有害之道,是使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道。他不是“殉情”,他是不懂爱情,甚至是“负情”。试分别申论如下。唐振常先生说:“吴先生所守与所乐之道,简言之,儒道也。如先生自己于《日记》所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 吴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进清华学校之初,适逢辛亥革命,开始时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不过,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而且爱屋及乌,皂白不分地珍视深受儒学影响的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文化运动揭幕后,他就很反感;留美期间,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尤其恨之入骨,并与少数友人梅光迪、柳诒征等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他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1920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乃吾国今日之丧心病狂者流,竟力主男女同校。”同年6月21日又记道:“人方依古制,履行旧典,着重于道德宗教。而我国中学生,则只知叫嚣破坏,‘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伤感为何如乎?”1921年6月回国时,他为了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人筹办《学衡》杂志与《新青年》对抗,竟拒绝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主任教授职务,就任东南大学月薪160元教授。他无视儒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事实,一味尊崇孔子及其学说,欲将孔子作为道德理想之寄托与人格理想之体现,以孔子的道德人格改造世道人心。1927年6月,他在王国维灵前行跪拜礼,自誓曰:他年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同年9月22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孔子之价值及孔教的精义”一文中说:孔子“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借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他这样说是劝诫人们要尊崇孔子,从而也崇拜天子、王者。
  他或是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斗争中,屡战屡败,致使中华民族几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儒学立国的满清王朝崩溃了,提倡读经、读曾国藩家书的蒋介石政权担负不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然而他还是执迷不悟。解放前我们在武汉大学是同僚,他对我这个以前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是心存不满的。虽是邻居,从来不和我打招呼;我虽然偶而帮助他开门(他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独居一室,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进不了屋),但心里也有些嫌这位以前的老师大顽固、保守。武汉解放前夕他离开武汉大学,显然是不愿留在解放区。解放后他被迫进行思想改造,但不能脱胎换骨。1958年全国大倡厚今薄古之时,他却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颂读。”1974年,他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坚决反对批孔。1958年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作派,1974年“四人帮”发起批孔运动,固然非良策,不足为训。
  我也很难理解,今天还有人对他一生尊孔崇儒大唱赞歌,这不是和赞扬一个屡犯错误而坚持不改的青少年一样吗?也有人说,吴宓之极力维护国粹,与旧国粹派不同;他是“会通中西,融铸新旧”以创“新文化”。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创造新文化的。他是要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以下之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他对培根、洛克、孟德斯鸠等丝毫不感兴趣,他也不屑于和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更不用说了。总之,他只醉心于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以至安诺德、白璧德等这些侈谈道德理想,无意于民主科学的厚古薄今的新旧人文主义者。这样创造的新文化,我看新不到那里去。

摘自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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