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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总第266期(2021年第7期)/缘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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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副主席身边
◎ 阚 吟

  抗战期间,根据国共之间达成的协议设立的。外事组的任务是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与在华外国人交朋友,向他们介绍中共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争取他们同情与帮助。同时,外事组也担负着研究国际形势,向党中央提出外交政策建议等项任务。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直接领导。日后担任新中国外交工作领导的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都是外事组的成员。乔冠华在抗战快胜利时也参加了外事组的一些工作。
  章文晋来到外事组工作后不到一年,抗战就结束了。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回到重庆。从此,章文晋就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培养下,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我党的一名出色外交战士。他把周恩来视为师长,时时处处以他所敬重的周恩来为榜样。
  战后初期,国内国外情况都非常复杂。外事组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际形势,周恩来也时常参加。有一次,他听了大家的发言,觉得章文晋的发言还不错,就让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初稿写出来,周恩来看了很不满意。他耐心地对章文晋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打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是否能一枪中的。我们写文章也是同敌人作斗争,关键是要击中敌人的要害。你的文章讲到的问题不少,但还没有抓住关键。”然后,他细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见。章文晋很快改写完毕,周恩来看了非常满意。他说:“好,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人才。”
  不久,一直兼作周恩来英文翻译的龚澎提出,自己负责联系外国记者,事情太多,能不能让章文晋接替她的翻译工作。周恩来同意了。这样,章文晋从郊外的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搬到市中心的周公馆,成了周恩来秘书兼翻译。这时,章文晋向周恩来提起柏林会面的往事; 周恩来也向他谈起与其父章以吴交往的趣事。原来,周恩来和章以吴在南开中学时都是话剧团里的活跃分子,而且都饰演过女角。有一出戏,最初由章以吴扮演女主角,后来他回家结婚,就改由周恩来扮演。
  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章文晋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特别是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期间,无休无止的谈判对章文晋是个极大的考验与锻炼。这使他很快成熟起来。按照常规,谈判时三方代表各带一名译员,轮流上场翻译。但谈判开始后,国方和美方代表就发现,他们的译员实际都不能胜任这种重要场合的翻译工作。最后,在三方或中共方面与美方的谈判时,都由章文晋担任主翻。他凭借自己丰富的英文词汇和良好的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的意见准确地表达出来。当然,这对初出茅庐的章文晋也是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曾回忆说,马歇尔是他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好的英文老师,他思路清晰,语言简练,非常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词句把复杂的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
  对章文晋来说,在他外交生涯的起步阶段就有机会目击两位谈判大师的对垒是十分幸运的,这使他终身获益匪浅。马歇尔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军人政治家和公认的排纷解难的能手,周恩来亦在谈判桌旁渡过了难以计数的时光。尽管周恩来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尚无法与马歇尔相比,但几个回合下来,阅历丰富的马歇尔便深知这位对手的份量。他认为,国民党内无人能与周恩来相匹敌,并毫不掩饰地把周恩来称之为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这场棋逢对手的较量中,章文晋从双方那里汲取养料。
  马歇尔的老练和技巧给章文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章文晋的记忆中,马歇尔永远摆着一幅“扑克牌面孔”,从不容他人窥视其的内心世界,无论谈判中出现何种情况,喜怒哀乐绝不形于色。作为国共之间的调解人,他常用的办法是“先易后难”。首先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处理那些棘手的关键问题。这个办法往往使各方感到事情正取得进展,难题正在得到解决,这对于改善谈判气氛十分有效。
  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既能耐心、冷静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又善于利用自己的情感来加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面对一个无比老道的对手,周恩来恪守 “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章文晋发现,周恩来通常是请处在调解人地位的马歇尔首先发言。这既是出于礼貌,又是巧妙的策略技巧。如果马歇尔在讲话中偏袒国民党,他发言时便用事实予以驳斥; 如果马歇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公允的或对我党比较有利,他就立刻抓住机会,进一步阐明我党主张的立场,并争取尽快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晚年,已有丰富外交谈判经验的章文晋就此总结说,在复杂的谈判斗争中,采取这种后发制人的策略既能坚持原则,又便于掌握主动。在全面了解对方的观点后,就可以有的放矢,使己方的观点更好地为对方了解,达到与对手沟通的目的,推动谈判不断深入;在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亦可根据大局,有针对性地作出反应。这的确是周恩来谈判艺术的高明之处。
  在周恩来身边的这一年,章文晋对周恩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和身教重于严教的精神有了十分深切的体会。晚年,他常常讲起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周恩来与马歇尔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举行会谈。中间休息时,章文晋把周恩来的文件包放在休息室的桌上,直至会谈结束时经周恩来提醒才匆忙去取。虽然文件夹内只有一份会议日程,但周恩来还是很严励地批评了他几句。但坐到汽车上,周恩来又检讨说:“我年龄比你大,经验比你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此后,他总是自己拿着文件包。不久以后,周恩来有一次从延安返回重庆,在飞机上思考问题,翻阅笔记本,因过于疲劳睡着了,直到飞机降落才醒。结果匆忙之中把这个笔记本落在美军的飞机上,回到周公馆才发觉。周恩来立即派章文晋取回,并召开紧急支委会。章文晋跑去跑回个把小时,到家一看,会议仍未结束,周恩来还在那里作自我批评。所幸,笔记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
  马歇尔调解国共关系的使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事实上,从1946年3月以后,国内形势就不断恶化。6月,大规模内战爆发。此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已变得十分明显,我们党与美国实际已处在对立的地位。我方没有立即退出谈判主要是为了揭露美蒋的和谈骗局,争取中间力量。11月,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章文晋仍与董必武等同志一起留在南京,直至次年3月7日才随中共南京代表团最后一批撤回延安。在离开南京之前,在董必武的主持下,章文晋与张颖举行了婚礼。
  在解放战争轰轰的炮声中,新中国的曙光从地平线上升起。1948年,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安定下来之后,章文晋一面参加毛泽东著作和党的其他文件的英译本翻译工作,一面与中央外事组的同志们一起,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开展专业和理论学习, 为开创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准备。 1949年1月,章文晋随着解放大军的步伐进入战火刚刚平熄的天津。我们国家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章文晋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摘自《中国外交杰出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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