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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总第263期(2021年第4期)/法音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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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不墓祭”说
◎ 李冠云

  《礼记·祭义》载宰我问孔子鬼神之事,孔子答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传统观点认为,魂魄乃是精神与肉体的之精华,有魄而能成其体,有魂而能成其神。死后体魄无知埋入土中,然而灵魂有知随处飘散,祭祀时依附于木质的神主。祭祀的对象应该不是无知的体魄,而是有知的灵魂,神主藏在庙中,故必须在庙中祭祀,而不应在墓所祭祀。《礼记·檀弓下》又载颜子之言:“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郑玄注此段曰:“去国”之后返其国,仅“展墓而入”即可,“展,省视之”,不用墓祭。按照礼经之义,古人凡祭祀须在庙祭祀,并没有墓祭的规定。而墓祭则是古人在特殊情况(如去国和奔丧等)下才采用的特殊礼仪。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生命是由魂、魄构成:魄,是肉体,是有形的;魂,是意识神魂,是无形的。死者之“魄”长眠于地下,无法复归,但其“魂”却是永存的。《仪礼·士丧礼》主要说的就是“送行而往”和“迎魄而返”:把死者的肉体送往墓地安葬,再把其灵魂迎回家中致祭,以与家人而常在。在《士丧礼》中,下葬后有虞祭环节,朝葬,日中即行虞祭。但此虞祭却并非祭于墓所,而是祭于“殡宫(所)”,即家中停棺待葬的场所。《释名·释丧制》云“既葬,还于殡宫曰虞,谓虞乐安神,使还比也”,意即安顿精魂之意。士三月而葬,葬后四日内于殡宫(所)举行三次虞祭,故曰三虞。初虞曰袷事,再虞曰虞事,三虞曰成事。《仪礼·既夕礼》“三虞”下郑注曰:“虞,丧祭名。虞,安也。骨肉归于土,精气无所不之,孝子为其彷徨,三祭而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离。”宋程伊川先生亦云:“葬只是藏体魄,而神则必归于庙。既葬则设木主,既除几筵则木主安于庙,故古人惟专精于庙。”(《程氏遗书·卷十八》)是以祭祀时魂灵依附于神主,这是古代庙祭思想的基础,也是后世庙祭之礼高于墓祭之仪的原因。
  东汉蔡邕所撰《独断》是关于汉代礼制的重要文献,其考论旧制、综述遗文,与《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皆为讲学者之资粮。在是书中,蔡邕首提“古不墓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后汉书·祭祀志》也说:“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
  所谓“寝”,古代宗庙分两部分,前曰庙,后曰寝。后面停放神主与先人遗物之处曰“寝”,前面祭祀之地为“庙”,合称“寝庙”,而在庙曰“祭”,在寝为“荐”。《尔雅》又云:“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曰寝。”自秦始置寝于墓侧,作为侍奉墓主灵魂日常起居之所,祭祀还在庙中举行。这个做法为汉代所继承,遂变寝为庙,至东汉明帝又定“上陵礼”,废除了西汉时期的“陵旁设庙”制度,从而正式确立了陵寝制度,而就其建筑规模来说,则寝、庙已然无异。所以《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亦云:“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陵园礼制建筑有寝殿和便殿之别。寝殿为陵园内的正殿,以像平生的路寝,是墓主灵魂的主要居处,即后世所谓享殿,这是墓祭的主要场所;便殿,又名别殿、便室,是寝侧的附属部分,像平生正殿路寝旁的配殿,乃供墓主灵魂像生前一样休息、闲晏之处。
  但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墓祭 》对这个观点则进行了驳正:
  古无墓祭,先儒备言之。其最明切者,晋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制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室庙寝祊,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韩昌黎《丰陵行》亦云:“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又,程子谓“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顺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礼·小宗伯》虽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归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实非祭先祖。《冢人》所云“凡祭墓为尸”,《檀弓》所云“有司设尊于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问》望墓为坛以时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庙故然。……《孟子》“东郭墦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陔馀丛考·卷三十二 》)
  赵翼根据《周礼》、《礼记》经义,又举《孟子》之文和史公所记,逐条辩正,认为春秋战国间即有墓祭之事。如《孟子·离娄下》记载了一则“墦间乞食”的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齐国有一男子,家境贫寒,娶有一妻一妾。此人每次出门,皆酒足饭饱而归,并向妻妾炫耀与其结交者皆权贵之人,其妻对此怀疑,于是悄悄尾随之以查验实情。结果发现,走遍全城,也没有一人停下来驻足与其说话,最后只见其至东郊墓地,向祭扫坟墓的人乞讨剩余的祭品,一次不够,又多次向其他祭者乞讨,直到酒足饭饱。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当时战国之际墓祭之礼是颇为盛行的。
  事实上,非独如此,墓祭实则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冢人》职“凡祭墓,为尸”,是说冢人的职责就是凡有人祭墓,则充当“尸”。而《史记·周本纪》中更有“(姬发)上祭于毕”之文,《史记集解》引马融注曰:“毕,文王墓地名也。”三国赵岐引《尚书》“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盟津。” 注:“毕,文王墓,近于酆镐之地” ,亦持武王墓祭之意,此说则西周之初即已有墓祭之礼。《韩诗外传·卷七》又引曾子之说:“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也。”意即在墓边宰牛祭祀,不如乘父母健在时用鸡或猪来赡养他们,可知春秋末期也有墓祭之礼。而近世随着地下考古文物出土的证明,古人墓祭的习俗历史更是大为提前。汉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有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在墓上修建的“享堂”,妇好,庙号“辛”,甲骨卜辞名之曰“母辛宗”。由此可知,享堂在商周之时即已有之,历秦汉之“寝殿”,至东汉明帝而定制,而流行于后世。
  宋代是礼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朱子明确支持墓祭之礼,在《朱子语类·卷九十》中,记载了朱子说:“墓祭非古。虽《周礼》有‘墓人为尸’之文,或是初间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国家不免亦十月上陵。”《朱子家礼·卷一》中,朱子又主张“大宗之家,始祖亲尽则藏其主于墓所。而大宗犹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亲尽,及小宗之家高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则诸位迭掌,而岁率其子孙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而《朱子语类·卷三》又记载了朱子答其弟子沈僩之问:“僩问:‘魂气则能既屈而伸,若祭祀来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复伸矣。’曰:‘也能伸。盖他来则俱来,如祭祀报魂报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格”,感通之意,朱子主张“魂”与“魄”一样能够感通,都能与祭祀者人心感应,故既主张庙祭,也认可墓祭,这也是他坚守化俗成礼的礼学思想。大儒张栻一开始也反对墓祭,以为不合礼制,斥之为“伪事”,其所撰《南轩集·卷三十二》中录有南轩先生答朱子之说:“古者不墓祭,非有所略也,盖知鬼神之情状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庙,而墓以藏体魄。体魄之藏而祭也,于义何居而乌乎飨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以强为之,是以伪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则不知也。”张栻反对世人的“墓祭”,认为“墓祭非礼”,有害儒学义理。不久却接受了朱子化俗成礼的观点,《南轩集·卷四十四》记载其对父母之墓的《省墓祭文》曰:“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之义,每来展省号哭于前,不敢用世俗之礼,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终有所未满者。近读《周官》有‘祭于墓为尸’之文,乃始悚然。深惟先王之意,存世俗之礼,所以缘人情之不忍,而使之立尸以享,所以明鬼神之义,盖其处之者精矣。今兹用是,敬体此意,为位于亭,具酒肴之荐,以泻其追慕之诚,惟事之始,不敢不告,俯伏流涕,不知所云,惟考妣之神,实鉴临之。”
  礼者,理也,德之则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朱子云:“礼时为大,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十》)不管是古代的庙祭还是墓祭,其实皆本乎儒学经义孝道伦理的基础。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礼记·曲礼上》又云“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而这一切,恰恰才正是“礼”之本义。墓祭,并非“非古”,若拘于前说而妄加驳斥,岂是先王制礼之本意?对此,清代著名学者、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汾述曰:“墓祭非古,谓是先人体魄所藏而精神所聚也,然尧祠、灵台、武王祭毕,古人已有行之者矣,不自三代下始也。且祭之为道,在申其哀敬而已,安见体魄所藏,不可以达我之忱乎?况随时展视,使兆域不荒,松楸无恙,庶几我先人得永安于地下,亦仁人孝子所不废也。”(《孔氏家仪·卷三》)

摘自阙里书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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