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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 吴学昭

  1919年,陈寅恪、吴宓同在哈佛大学学习。在闲聊中,陈寅恪议论风生,纵论古今中外文化。12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撮其精要记录如下:
  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
  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 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
  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

摘自《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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