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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于字外
◎ 许嘉璐

  初学古文的人,总是对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语句比较留心,对自以为懂得的部分往往一带而过;对于一词一句比较注意,对成段语言的含义容易忽略。另一方面,古人行文简略,优秀的作品常常“字不虚设”,阅读者决定不予深究的地方,有可能正是作者用心良苦之所在。因此初学者阅读时不宜有所偏,应该像作家写作这些文章时那样“字斟句酌”。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有这样几句: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里没什么难字难句,只要知道“×向”即“面向×”,“东向”即坐西朝东,“南向”即坐北朝南……那么这几句也就全懂了。可是如果问一句:司马迁为什么要在这里详细交待这样一个“座位图”?大概思考过的人并不多。而这个问题,又是应该弄清楚的。
  秦汉时期室内的座位以西为上,北次之,南又次之,东最卑。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武安侯田蚡作丞相后,“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因为哥哥的原故,私自破坏了规矩)。”又《绛侯周勃世家》:“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游说之士),东向坐而责之:‘趣(快点)为我语!’”田蚡、周勃都是毫不客气地自己坐在东向的位置上以示尊严。鸿门之宴是在军帐中举行的,尊卑的方位跟室中一样;项羽是宴会的东道主,他也是自坐东向,田蚡让其兄南向,是因为兄不如己尊,却又比其他客人高贵,所以居之于“二等”。项羽让范增南向,是因为一向尊之为“亚父”。司马迁不说“范增南向坐”,而说“亚父南向坐”,为此不惜再花笔墨对“亚父”进行解说,目的也就在于说明为什么让他坐在次尊的位置。刘邦是客人,并且曾经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如果项羽尊重他,就应按宾主之礼让他居于东向;如今让他退为“三等”,在谋士范增之下,可见早已把他当作下属。张良此时是刘邦的随从、谋士,按说地位与范增等,却不得不在最卑的位置上“侍”。从项羽、范增对座次的安排,不难看出其君臣的傲慢骄横,而这正是项羽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樊哙是最后入帐的,他只是刘邦的参乘,无异于卫士、贴身侍从,地位又下一等,因此连入席的资格也没有,只能跟着张良在东面,而且站着。他一入帷帐就“瞋目视项王”,引起项羽的警觉,“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这也是因为他跟项羽恰好正面相对,帷帐一动,钻进个要来拼命的壮汉,项羽一抬头正好看见。樊哙虽是个粗人,进帐后的一举一动却毫不违“礼”,这在当时那样一个剑拔弩张、稍有失误就可能掉脑袋的环境中是极必要的。
  项伯的席位最不好安排。在军队里项羽是他的上级,在家里他又是项羽的叔叔:座位既不能最尊,又不可过卑,于是让他跟项羽并排而坐。古人房中的西南角叫奥,是最尊之处。《礼记》上说:“为人子者(即父亲尚在的男子)居不主奥。”意即这是一家之主的坐处,父亲的专席。铺在屋子西墙下的席子既是尊位,如果一席要坐多人,间席之中再分尊卑,就以席的南头为上,因为这正是一室之“奥”。据此,则项羽应坐在南(右边),项伯在北(左边)。
  宴会开始后,项庄被范增召进去舞剑,以便趁机击杀刘邦。按理,他应面向主席(西)。“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那么项伯也应面向西,与项庄并排,而且项伯在左(南),项庄在右(北)。
  由此可见,司马迁用了三四十字交待众人座次,是独具匠心的:既表现了项羽的性格,又勾勒了一幅具体形象的画面,让人们千百年后仍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班固在《汉书·高帝纪》里写这件事时略去了这几句,于是叙了“事”,丢了情与景,从这点上说,较之《史记》逊了一筹。由此也可见,读书不可只求字面上的理解,还应看出藏在字里行间的更为丰富的内容。

摘自《古语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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