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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佛妆与额黄妆之异同
◎ 邵丹丹

  一、额黄的起源
  “额黄”六朝时期开始崇尚,盛行于隋唐五代,宋代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额际间涂黄的装扮,因此又有“鹅黄”、“花黄”、“蕊黄”的美誉。史载:“妇女匀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黄”,北朝民歌《木兰诗》中也有“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诗句,南朝简文帝《美女篇》:“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均表明额黄妆容自北朝便出现,古文诗句中也常用此来形容女子的妆容。顾名思义,额黄的颜色通常以黄色为主,因其丰富的样式,繁杂的花样,深受古代女子的喜爱,从妆饰手法来看,“额黄妆容”,通常有涂染式和粘贴式两种,涂染法又可细分为平涂法——即用黄色颜料涂满整个额部。半涂法——即不涂满整个面部,仅涂一半,然后蘸取清水慢慢过渡,整体呈自然细腻的晕染状。此外涂染法又包括蕊黄法,指的是妇女在妆饰的过程中,选用黄色粉末状胭脂在额间绘制出形似花蕊的纹饰。而古代妇女使用粘贴法时,往往将饰物雕刻成不同样式的薄片状,这种饰物的原始材料呈通体黄色,妇女雕刻完成之后贴于额间,故称“花黄”。从材料的配方来看,女子用以涂染的黄色染料尚未查清具体的成分,目前学术界流传较为普遍的有两种,一种是孙机先生的“松花粉”说,另一种是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其主要成分类似天然一氧化碳的铅黄,或者是金黄色的砷,但是两种说法均是猜测,尚无直接的证据证实其准确性。
  历史上关于“额黄”出现的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额黄的兴起与佛教同一时期在中原的广泛传播分不开。据考古记载,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至5世纪在印度创立了佛教,并在公元1世纪,即西汉时期,传入我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佛教逐渐受到统治者的推崇。五代十国时期,佛教文化在我国盛极一时,北魏时期,全国的寺庙数量就从1700余所扩展到3万余所。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佛教徒陆续开凿了敦煌、巩义、麦积山、龙门等数座石窟。梁武帝曾著《大涅 槃》、《大品》、《大净》等经疏数百卷;北魏时期,有415部流通佛经,共1919卷,寺庙修建30000余座;在北齐时期有30多万余座寺庙。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原普及,为中原人所接受,一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其相辅相成,后期更向儒家思想慢慢靠近,二是因为当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佛家所倡导的思想有利于巩固皇权,在乱世纷争的年代,佛教对于统治者而言更是一种思想上的统治武器。

  二、辽“佛妆”的起源
  “佛妆”盛行于辽代,这种奇特的妆容颇受契丹族妇女的喜爱,与“额黄”不同的是,“额黄”是古代女子为了修饰面容而创造的,其主要功效为“妆饰”,而“佛妆”是契丹女子保护皮肤的一种护肤手段,涂于面部的黄色染料通常由栝楼制成。栝楼隶属葫芦科,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华东、中南、陕西等地,种子含脂花肪油,根含蛋白质、皂苷等,有解热止渴,镇咳祛痰的作用,又被称为地楼、瓜蒌、吊瓜。诗云:“有女夭夭称细娘(注曰:俗谓妇人有颜色者为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人见怪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彭汝砺在出使辽地时,发现当地女子面色蜡黄嘴唇发黑,感到十分诧异,以为是某种瘴疾,后来询问了辽朝的官员才得知这是当地的一种特殊妆容“佛妆”,由此可见“佛妆”的出现并不是女性用来妆饰容貌,相反更带有些许“丑”的意味,而辽朝女之所以能够接受“佛妆”是因为她们相信这种妆容可以在寒风的凛冽中保护自己的皮肤,待到春天洗去时,可以收获水润透白的肌肤。
  受唐宋两朝的影响,以及统治者的需要,佛教被引入到了契丹本土。众多史料表明佛教确实对这个少数名族政权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涵盖了诸多层面,政治上,僧人受到尊崇,民间社会,寺院香火鼎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位之前就在龙化州建开教寺,即位后又在上京建天雄寺。文化上又下令雕刻《契丹藏》及维修房山石经。佛教与辽代联系的紧密程度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其他朝代都无法媲美的。而佛教的盛行使得佛像造型深入人心。辽代的佛像造型与中原地区的佛像不同,辽代佛像双肩较宽,衣饰简洁,无繁杂造型,面部圆润饱满,皆以金色涂之,如河北独乐寺观音阁彩塑十一面观音,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精美的彩塑佛等。而其他朝代的佛像皮肤都以粉白为主。“信徒门在进行叩拜的时候,往往把对佛陀的崇拜当作自我修行的解脱,认为对佛陀的举止行为、姿容外貌的模仿能使自己更快地修成正果、去往极乐世界。”由此可以认为“佛妆”的诞生与佛像有与很大的关系。从中也能看出辽代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之高,与中原女子不同,辽代是由少数民族契丹族所领导的,与中原地区女子的温婉传统气质相反,契丹女性更为骁勇善战,她们内能持家,外能征战,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辽代的后宫妃子往往都具备骁勇善战的才气,有些甚至能够参政议政。正是辽代女子在古代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少的受到封建思想女子“三从四德”以及其他中原律法的约束,她们才能够追逐自己的喜好,不为社会风气所影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佛妆”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魏晋“额黄妆”与辽代“佛妆”的异同。
  额黄妆的兴起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魏晋女性爱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佛妆的产生也少不了佛教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额黄和佛妆的诞生都是在佛教得意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并不意味二者是等同的,他们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功效的不同。额黄的产生是女子爱美所需,用于修饰容颜之用,而佛妆是契丹女子为了抵御当地严苛的气候条件发明创造的,在脸上厚厚的涂抹一整个冬天为的是在春暖之日洗净时的洁白柔嫩的肌肤。这种保养方式在今天也较为常见,现代女性喜爱在夜间使用的“免洗式面膜”起的也是这种效果,只是相较于古时候恶劣的气候条件现代生活环境较为舒适,面膜主要起养肤之效,而非“保护”。
  二是配方的不同。虽然历史上对于额黄的配料成分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孙机先生的“松粉说”显然是不成立的,据唐《敕修本草》、宋《本草衍义》等药典,松花粉又名“松黄”,具有很高的药价值,可用于酿酒、入汤及制作糕饼,但均为内服,从未有外敷的案例,由此可见“松粉说”难以让人信服,而美国汉学家谢弗先生的说法在史料中倒是有迹可循,虽不能完全证实,但可以确信的是额妆所用配料与佛妆中采用的栝楼是完全不同的,不仅不具备养肤之效,更有可能会伤害皮肤。
  三是涂抹位置的不同,额黄的妆饰范围仅限于额头部分,而佛妆是涂抹于全脸。
  四是妆饰手法的不同。额黄可分为染涂法和粘贴法,前者又可细分为平涂法和半涂法;而佛妆就是简单的涂抹于全脸。
  五是受众人群的不同,额黄通常是宫廷内部女子或者一些有着相当身份地位的女性的化妆方式,而佛妆是辽代一种普遍的妆容。
  通过上文对佛妆和额黄妆的“功效”“配方”“涂抹位置”以及“受众人群”的阐述。可以明显发现二者虽略有相同之处,但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妆饰,并且文章也通过对古代诗句的一些解读对“佛妆”的源流进行一些推测,以期还原出北方女子在古代生活中的景象,从而加深人们对“佛妆”及“额黄妆”的认识。

摘自 《神州》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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