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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的与石居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沈钧儒祖居在嘉兴城内南帮岸2号,现在改建成为沈钧儒纪念馆。
  沈钧儒是清光绪甲辰(1904)进士,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5年,他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触怒当局而遭入狱,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之后,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
  张延骧爱沈钧儒才华,聘他教读子弟,随后将长女与其议婚,光绪二十年,结为佳偶。
  沈钧儒父亲沈翰,1900年病逝。为解决家庭困难,沈钧儒与胞兄沈保儒应叔沈卫之召,赴陕西三原学署任阅卷。
  从沈钧儒的曾祖父到沈钧儒的曾孙,上下绵延的七代人都爱石藏石,堪称世界收藏史上罕见的藏石世家。
  沈钧儒的曾祖父沈濂,曾任清政府的刑部主事;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为候补知府。几代人的共同爱好是收藏奇石:在沈家的庭院、客厅、书斋里,到处供有奇石,如被命名为“坐看云起时”的假山石,形似太湖石的“鸡骨石”,以及“竹叶婆娑”、“仕女弹琴”、“仙人探洞”等雨花石。沈氏的“传家宝”除上述珍贵的观赏石外,还有“冰纹”、“青花”、“绿端”等端砚名品。
  以石会友,以石交友,是沈钧儒藏石、赏石的一乐趣。他的藏石,品种丰富,有天上的陨石、地下的化石,仅各种矿石标本就有200多枚。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并咏诗道: “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戋戋。
  与沈钧儒同为法学家的史良曾回忆说:“在重庆时,沈老的身后经常有‘尾巴’跟随……抗战胜利后,沈老离渝返沪,在离家的那一天,‘尾巴’仍然照例跟随,他们发现沈老有一只箱子很沉重,硬要打开检查,其实是一箱石头。”
  抗战期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为“与石居”题额并跋识如下:“衡山兄爱石成性,所至选石携归陈列室中,以为旅行纪念。为题斋额,并缀于词:求石友,伴髯翁,取不伤廉用不穷。会见降旗来眼底,石头城下庆成功!”同时为“与石居”题咏的还有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茅盾、郭沫若、梁寒操等。其中,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冯玉祥的题辞:“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侵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以石喻人,赏石励志,“与石居”成了东南西北爱国志士的聚会之所。
  沈钧儒逝世后,他的藏石主要传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沈叔羊。沈叔羊辞世后,藏石又传给了其子沈宽。沈宽也是个“石痴”,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挚石居”;他像祖辈一样,诚挚爱石,诚挚做人。他的女儿沈萌、儿子沈挚也都承袭了祖上爱石、藏石的家风。
  沈钧儒清末主张立宪救国,认为立宪即改变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让人民有参政的民主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后,他本着民国主义在民的精神,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要求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参与了“天坛宪草”和浙江自治省宪的拟定工作。在领导救国运动中,他参与制定的救国会政治纲领中,明确提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
  抗战期间,他始终认为抗日与民主不可分,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战,充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针对抗战后国民党继续实行专制、压制民主、破坏法治,先后在国民参政会上两次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联署支持。
  抗战胜利后,在沈钧儒的领导下,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其政治纲领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他参与创办的《民主生活》周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认为当前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在不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表示要用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取缔后,他潜离上海赴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领导民盟“一面倒,倒向新民主主义方面”。
  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是沈钧儒法学思想的核心。沈钧儒认为,法制健全与否,是否实行法治,是国家强弱盛衰的重要因素。他引用韩非的话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他长期参加政学会活动,是因其政纲对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强调发扬民主与厉行法治。“唯民主可以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以纳庶政于轨物。”与自己的理念相吻合,他说:“欧美式政治之精神在法治,中国式政治精神在人治。”“吾国政府素重人治,与欧美之一切归纳于法治者迥异,政治所以不进步,此实一大原因。”认为当今中国是无法无天,武人干政,军阀祸国,只有建立法系,实行法治,结束人治,才是弭乱致治之道。
  20世纪30年代,他针对国民党当局罔顾法治,践踏民主,非法拘禁爱国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倡导冤狱赔偿运动。发表宣言说:“‘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此种至可惨痛之现象,竟存留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则斯民之不幸,果为何如?”并制定冤狱赔偿法草案送呈国民党中央采用,要求建立冤狱赔偿制,以保障人权,获得较广泛舆论的支持。冤狱赔偿运动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页有意义的篇章。
  20世纪40年代,他撰文批驳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建立和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殚精竭虑,使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沈钧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优良传统,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一生“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对后辈循循善诱,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为世人所称道,这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精神遗产。

摘自《浙江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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