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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沦陷之省思
◎ 李承贵

  本文陈述的“良知”沦陷现象,旨在证明阳明所谓“良知或蔽或放非其体”观念的正确性。此“沦陷”现象发生的原因与王阳明所认知的并不相同,因此对“良知”所造成的伤害也不同。那么,它究竟属于哪种形式的沦陷?其根本原因又在哪里?从中获得哪些有价值的启示?如下便是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答。
  1、“良知”沦陷的原因及其危害
  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阶级学说、科学原理解释“良知”,与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科学主义思潮存在密切关联。当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们面对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时候,虔诚地拜倒在科学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脚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他们相信科学万能,如胡适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他们将科学视为为任何学说或理论的试金石,如蔡元培说:“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则被当成解释一切的最有效的方法,如任弼时说:“马克思的唯物论在一切社会科学中要占主脑的地位,它是各种科学去研究各种现象的总和,它是指导各种科学怎样去研究各科现象的总和,它是指导各种科学怎样去研究本科内一切现象的科学方法。”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对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崇信和迷恋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背景下,“良知”被降格为一种普通的知识、科学理论或意识形式,是合乎人们思维逻辑的。在这种置换中,认识论、科学原理、唯物史观成为了“良知”的试金石。
  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开始对“良知”轮番质疑与拷问,“良知”的性质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良知”遍体鳞伤而无处申冤,正如张君劢所指出的:“有些近代心理学派可能将良能或良知解释为本能。可是,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里,良知是个哲学概念,包含意识生活的三方面:知、情、意。”即“良知”不属于认识论、科学学说、阶级学说范畴的概念,即不属于知识性质的概念。正是这种错位的解释,“良知”被残忍地化解。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认识论、科学方法、阶级学说的解释,之所以能够霸气地将“良知”从自己的“辖区”赶出去,更深的原因是它们都具有近代功利主义品质。
  知识论所强调的感官第一、实践第一,科学原理所强调的归纳主义、实验主义,阶级学说所强调的阶级性、工具性,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精神,而“良知”所具有的超越性、理想性、高尚性、浪漫性正为其所不能容忍。因此,“良知”的知识解释性沦陷也泄露了这种解释的趋利动机与可预见的后果。那是怎样一种后果呢?“良知”的沦陷虽然是知识性、观念性的,即是说,认识论所主张的那些基本方法、阶级学说所主张的那些基本原则,属于人类心灵中的“常识”。因此,认识论解释、科学化解释、阶级化解释,必然导致人们关于“良知”的思想意识基础的破坏,动摇人们对于“良知”的信念,即信奉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且不能理性地把握其特性,那么,“良知”的思想意识基础将不复存在,而“良知”的先验性、至善性、绝对性等特质即被化解,“良知”也因此从人们心灵中失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知识化解释所导致的“良知”的沦陷,具有釜底抽薪式特征,是颠覆性、毁灭性的。

  2、“良知”沦陷的形式及其性质
  与“利欲型沦陷”相比,应如何定义本文所讨论的“良知”沦陷形式?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检讨本文陈述的解释“良知”的三种形式。在认识论解释中,“良知”被认为否定感官认识、否定认识对象、否定认识标准;在科学方法解释中,“良知”被认为排斥归纳思维、否弃实验方法、背离科学成果;在阶级学说解释中,“良知”被认为否定时空性、否定阶级性、否定工具性。那么,这三种解释具有怎样的共性呢?
  第一,观念的非现实的。认识论解释所涉及的是获取知识途径与知识检验的标准,属认知知识;科学原理的解释所涉及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属科学知识;阶级学说的解释所涉及的社会意识及其主体归属,属社会知识。可见,此三种解释都是在“知识”范畴中进行的,这就是它们的共性,故可定义为“知识化解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系统中、阶级学说系统中、科学原理系统中,“良知”找不到其存在的“知识”根据。但必须认识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抑或科学原理,不仅是“知识的”,也是“观念的”,也就是说,所谓“认识论化、科学学说化、阶级学说化”解释所导致的“良知”的沦陷,是“观念”层面的沦陷,是“思想意识”中的沦陷。
  第二,解释的可选择的。无论是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还是阶级学说解释,都属于理论解释活动,即“良知”的沦陷是在被解释中沦陷的。但任何理论解释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并完成的,即在不同的语境中可有不同的解释,因而解释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意味着对“良知”的解释可以是多种方式并存。即便在认识论、科学方法、阶级学说解释中,“良知”出现了沦陷现象,但在其他解释方式中“良知”可能得到保护,比如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所展开的人文主义解释。
  第三,现象的非本体的。不管是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还是阶级学说解释,“良知”的沦陷都是现象的沦陷。认识论解释是批评“良知”不是来源于感觉器官,科学方法解释是批评“良知”不能被验证,阶级学说解释是批评“良知”超越时空超越主体。可是,“良知”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它的本有性、先验性、超时空性和超主体性,这也是“良知”的精髓。就是说,“良知”之体是恒在的,万象变幻对“良知”的存在无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害“良知”之体。因此,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阶级学说所导致的“良知”的沦陷,都只是现象的。既然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阶级学说解释的特征是观念的而非现实的、解释的而可选则的、现象的而非本体的,那就意味着“知识化解释”对“良知”带来了很大困境,但并没有彻底沦陷。

  3、“良知”特质的凸显
  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阶级学说解释,不仅没有彻底导致“良知”的沦陷,反而意外地使“良知”的特质得以凸显,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到“良知”的特质,即“良知”至善性、先验性、绝对性特质,更亲切地感受到“良知”的可爱。“良知”的认识论解释是指“良知”排斥感觉器官、否定认识对象、否弃实践标准。“良知”是超验的,是本有的,正如牟宗三所说:“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本身即是一种呈现。又如孟子所说之‘四端之心,‘它也是当下即可呈现的;所以王学中的王龙溪喜欢说‘当下良知。’如果良知只是一个设准、一个假定,而不能当下呈现,那么讲一大套道德法则,根本就毫无影响力可言。”科学方法解释,是指“良知”否定归纳思维、否定实验方法、背离科学成果。“良知”是至善的、圆融无碍的、不可言状的、不证自明的,正如默里·斯坦因所说:“在每个人的心理生活中,良知是一种情结,深藏的品性。它采取了如此多的形式潜入我们的判断和情感反应中,以致于要掌握住它和把它当作一种单独的心理因素加以分析变得极端困难。”“良知”的阶级学说解释,是指“良知”否定知识的时空性、否定知识的主体性、否定知识的工具性。
  这就告诉我们,“良知”是无主体归属的,它不属于哪个特定的集团或阶级,正如美国《韦伯斯特大辞典》所云:“良知即个人对正当与否的感知,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意图或品格在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识,以及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做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人做了坏事时常能引起自己有罪或悔恨的感情。”概言之,“良知”是先验地存在人身、绝对至善、无时不在的道德本体,诚如牟宗三所说:“若谓孟子所说之良知良能,有孩提之童而指点者,乃是自然之习性,或自然之本能,则大悖。此定如康德所说,乃是超越的道德本心。”因为“良知”属于道德范畴,其功用必定是有限的,即不能将“良知”泛用于所有领域,要求“良知”解决所有问题。韦政通说的好:“阳明的良知,不限于人类的范围,它是普遍于一切物而言的:‘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这是极端的泛道德主义的讲法,这个讲法的后果,罗钦顺已经提出来,他说:‘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泛道德主义的结果,以道的律则,代替了自然和物理世界的律则,在这样一个道德世界里,经验知识怎么占一个地位?”我们一方面需要检讨知识解释对“良知”造成的伤害,另一面也不能怂恿“良知”的娇情,任其狂妄自大。“良知”应该位其所位而有所为有所不为。

  4、“良知”沦陷的人文与科学关系视域
  在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的解释中,“良知”与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似乎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但实际上,既然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中存在否定“良知”的机理,这说明“良知”的彰显、强大,亦可以抵御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的侵袭,即“良知”对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等具有反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良知”具有永久的价值。唐君毅曾说:“我们之主张发展中国之科学,便完全是从中国文化中之仁教自身立根,决非出自流俗之向外欣羡之情,或追赶世界潮流之意。”其所谓“以中国仁教立根”,就是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良知”、“仁”、“本心”、“道心”等所蕴含的善的力量,对于发展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化解释致使“良知”的沦陷对人类而言是极为恐惧的事件!因此,科学知识与“良知”需要的并不是相互贬抑、相互排斥,而应该相敬如宾、竭诚合作,以“良知”激发出内在于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中的“善”,以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引发出“良知”对知识、科学、阶级学说等的关怀和智慧,使道德与知识、人文与科学各显其能并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生命的成长作出贡献,这或许是本文思考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卢梭说:“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也许我们需要自觉牢记“良知”遭遇的“不幸”,但更需做的是重新拾取对“良知”的信心,人的高貴并不在于他有多博学,而在于他是否遵循心中的道德命令,在于他的心灵是否圣洁,在于他的心灵是否明亮。王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因此,“良知”对科学知识虽应保持必要的敬意,但不能俯首称臣,被知识所稀释而失落自我,而应成为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发生、成长道路上的灯塔,照亮其行程,引领其方向。

摘自《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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