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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总第245期(2019年第10期)/法音宣流    本期赞助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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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碛砂藏》题记的史料价值
◎ 游 彪

  《碛砂藏》题记是宋代民众日常生活的史料
  由于《碛砂藏》题记是宋人捐款雕刻经版流传下来的,虽然雕刻佛经的时间不一,这些题记所涉及的主题却是相通的,都是宋人为求得佛菩萨庇佑而撰写的文字。这些文献史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出资人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表现了他们的精神状态。在中国古代社会,自从佛教传入以后,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为了流传佛教教义,便与本土文化融合起来。其所提倡的教义在某些方面是与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理念有某些相似性。《周易》中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与佛教的报应说有些接近的。中国古人一直就有积德行善的良好习惯。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宋人继承了这种传统。当延圣院开始刊刻《碛砂藏》之后,大量“奉佛弟子”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捐献雕版费用。宋度宗咸淳八年( 1272) ,丁道元“特发心施十八界官会壹伯阡,入碛砂延圣大藏经院,刊雕《大明度无极经》板第一卷。所集功德,报荐先师长圆明居士窦公尊庵、先考潘细五承事、先妣太君吴氏四四娘子、亡妻沈氏妙果、亡次女丁氏二十娘,同超净域,成就佛果菩提者。”从这一题记可以看出,他如前所述,居住在“嘉兴府华亭县海隅乡五十保大漕港水南赵府所”,其父亲是正九品的文官,极有可能是科举出身,从其官位来看,估计去世得很早。于是丁家再也无人为官,而丁道元也不知何故而成了在家修行的居士,其妻也同样皈依了佛门,并取了名为妙果的戒名,看来这对夫妻从奉佛之后就严格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行事,过着与出家人一样的日子,可知他们应该是素食者。尽管如此,他发自内心地深深怀念去世的父母、妻子和女儿,同时,他与师长之间关系密切,大概在丁道元的人生中起过积极作用。丁道元的第二个女儿已经不在人世,他还有一个长女,但没有提到是否有儿子。丁道元夫妇何故成了虔诚佛教徒,尚不得而知。丁道元这个宋人形象得以呈现出来。他的家族成员并不多。为了表达对家人、师长的无尽怀念之情,他捐款 100贯刊刻了一卷佛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超度他们的在天之灵。这是丁道元的精神寄托,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内容。因此,《碛砂藏》题记记录下来了宋人日常的情感生活,其内涵值得深入挖掘。
  普通城乡居民具有多姿多彩的生活,四大皆空的出家人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同样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束缚。虽然他们与普通人有区别,其生活的场所是在寺庙里面,与其他僧人一起过集体生活。他们皈依了佛门,毕竟他们未脱离生老病死,也并未完全依照佛教教义行事。淳祐二年( 1242) ,“嘉兴府华亭县今山永慕庵遗教比丘清月情旨,昨自顷年以来,谨备纸札,摩金亲书,写大乘《妙法莲华经》一部七轴。伏覩碛砂延圣院开置大藏经板之次,遂将此莲经舍入经坊。募四众( 阉?) 枮,所得施利,添助开置经板,永远流通。承须四乙府干在日舍官会壹伯贯,买金书经,仍舍金书经板一副,同结善缘。所将功德,报答所生父母、受度师长、十方信施、供给檀越,洗涤尘劳,庄严报地,仍荐须四乙府干,超升净土。然后上答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这是华亭县一个庵堂的清月和尚捐助延圣院刻经时留下的题记,详细说明了出资雕刻大藏经的经过。若干年以来,清月便在官员须四乙的资助下,亲手书写金质的《妙法莲华经》,当得知延圣院刊刻大藏经的消息之后,清月就将书写的经文交给了该寺庙的刊经机构。应该说,这是颇具价值的七轴经卷,是用黄金书写的。此后,清月又四处募集资金,用于雕刻大藏经版。他还用须四乙施舍给他的 100 贯会子购买黄金,书写一副经版捐赠给延圣寺。
  从这刊刻佛经的过程来看,清月对黄金情有独钟,擅长黄金书法及雕刻。他并未出资,而是将黄金制作的经版和书写的经轴捐了出来,这些东西可能具有很高的价值,却无法直接用于刊刻佛经。设若延圣院要用这批东西雕刻佛经,势必要卖出后,才能实现清月的愿望,是他与买主“同结善缘”。由此看来,清月和尚似乎营销自己产品,捐助延圣院。从清月所冀望的功德来看,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以及剃度他的师长和平日帮助过自己的人。须四乙个人此时已去世,生前曾经给过清月 100 贯钱,估计他一生中得到较大一笔捐助,因而被提及。须四乙身份比较特殊,可能是嘉兴府( 或平江府?) 的干办公事,其职位大体上相当于知府的秘书。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寻常,否则清月是不会如此怀念他。清月是怎样结识须四乙的,等等,这些需要探讨。最后才是报答所谓的“法界有情”。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出家人,清月并未脱离红尘。在其人生历程之中不是一直生活在寺庙之中,而是与很多世俗之人有过交往,也得到他们的帮助。他掌握了用黄金书写的技法,他的技艺从何而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通过对《碛砂藏》题记中一僧一俗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是南宋时期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民间百姓,其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却是这一时期普通人生活的缩影,这些细微元素构成了南宋时代的历史。从个体的身上可以看到宋人日常生活的某些状况与他们的社会交际,尤其是精神层面。

  《碛砂藏》题记是宋代民间宗教信仰的佐证
  《碛砂藏》宋人题记是南宋民间人士与宗教界之间往来而流传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宗教信仰的史实,有些是宋代民间宗教信仰的真实反映。其一是宋代有相当数量的佛教信众拥有法名、戒名,这种现象表明,在民间有很多几乎与出家人一样的在家佛教徒。淳祐元年( 1241) ,“平江府资寿禅寺比丘尼慧晓大显回施长财壹伯贯文恭入本府碛沙( 砂?) 延圣院,刊造《百佛名经》壹卷。所集功德,专用追荐先妣太君郑氏六八娘子法名善修、亡媳( 姐?) 孺人陈氏八一娘子法名正慧,洗涤各人根尘,超升佛土。然乞自身向去修行有庆,进道无魔。”这个名叫慧晓大显的尼姑的母亲名郑氏六八娘子,同时还有法名为善修,而题记中的“亡媳”显然不合情理,慧晓本人是出家尼姑,不可能有“媳妇”,若从其母亲方面来说倒是说得过去的,即是尼姑慧晓的嫂嫂,其法名为正慧。除了法名之外,也有称为戒名的。淳祐五年( 1245) ,“平江府吴江县久詠乡廿八都长子坝字围田所居弟子奉三宝弟子陆德辉情旨,发心施财刊《佛语经》一卷。所集功德,报荐亡父陆三九承事戒名觉缘、先妣俞氏戒名觉明。然后保扶现生之内安心乐,临命终时正念往生者。”
由此可知,陆德辉的父亲应该是官员身份,为正九品文官承事郎( 元丰官制改革前的大理评事) ,其父母都取有颇具佛教意味的戒名,分别是觉缘、觉明。虽然这些有法名的信众并未正式剃度为僧尼,而其他题记中大多数使用的是“奉佛弟子”的称谓,并无戒名、法名之称,不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可以确定的是,按照佛教相关教义规定,“又戒名为制,能制一切不善法故。”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制度,戒名实际上是为了制止所有不善言行。正式出家的佛教徒“具戒”是十分严肃的事情,通常是由品德高洁的僧人主持仪式。然而,对于如郑氏六八娘子之类的普通人而言,他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戒名的,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在宋代有很多佛教徒拥有戒名,这种现象在以平江地区相当普遍。绍定五年( 1232) ,辑善庵僧人文戒与其徒弟宗显捐款雕刻《碛砂藏》两卷,“发心回施长财九十五贯文恭入延圣院,雕造《佛说无量寿经》上、下卷。所生功德,先用上答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齐成佛道。仍用庄严先和尚( 上淙下心) 讲师、徒弟茂阇黎、亡考王大承事净日、妣杜氏二娘子净月、继考陆三五承事觉希、继妣太君李氏十三娘觉度、亡过梅二道人了德、金二道人妙行、兄王卅一郎、门中先远三代宗亲,承兹善利,忏涤罪愆,俱出苦轮,同登彼岸。愿文戒袈裟之下,道果圆成,他世之中,二严克备。”可见,其中提到的他除了两个僧人之外,其余七人中有六人有戒名。文戒所要追悼的父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这在宋朝并非只是个案。淳祐元年( 1241) ,“华亭县长人乡廿乙保南竞子西居住奉佛弟子陈普兴同妻孙氏三十二娘发心施财,恭入延圣院经局刊大藏《缘起经》。功德追荐亡翁陈净善、亡婆孙氏二娘子佛进、先考陈佛智、先妣潘氏廿三娘子善懃、亡丈人孙廿二承事、亡丈母姜佛遇,承此经缘,同生净土。”捐助人陈普兴罗列出来的需要悼念的亲人当中,除了其丈人孙廿承事外,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丈母娘都有法名。一些人甚至直接使用戒名,而不用自己的本名。前引陈普兴的爷爷、父亲就是如此,再如嘉熙三年( 1239) ,杨普清为追悼去世的亲人而捐资刊刻了《了本生死经》,其题记中有“先妣金氏普妙”、“亡丈母王氏戒定”,这种情况明显与宋人的称谓不符。通常而言,宋代妇女的称谓多按行第排列,如前引陈普兴的奶奶名为孙氏二娘子,母亲名为潘氏廿三娘子,《碛砂藏》宋人题记中也基本上是这种称谓形式,如“亡出嫁女杨氏八一娘子”、“亡母张氏廿二娘子”、“先妣太君费氏九娘子觉果”,等等。然而,杨普清母亲、丈母娘都未按照当时的惯例写某某娘子,这是颇为令人惊异的情形。
  《碛砂藏》宋人题记中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在宋代官方文献中很少加以载录。宋人尤其重视星神,这与政府的祭祀神灵的方式存在某些区别,宋朝官方虽然也有星神之祭祀,但其仪式并不是十分隆重。 而在《碛砂藏》宋人题记中,很多人祈求的神灵之中都出现了星神。咸淳六年( 1270) ,居住在常熟县的女性佛教信众张子( 氏?) 妙因捐资 100 贯给延圣院,雕刻一卷佛经,“所集功德,先用庄严来报,福慧二严。次伸献诸天三界、十方真宰、家堂香火圣贤、自己本命星君、吉凶星斗。伏冀保庇身躬康泰,福寿延洪。九在时中,吉祥如意者。”这个妇女用功德请求的神灵中就有“自己本命星君、吉凶星斗”,可知宋代民间是极为崇拜星神的,无非是崇敬的方式存在差别而已。淳祐元年( 1241) ,住在华亭县的方必先捐资 1800 贯雕刻佛经,其目的是“专用追荐先考六十一府干方公尊灵,承此良因,超升佛界。仍祝在堂母亲夏氏己亥星君,伏乞保扶,福寿增崇,门庭光显,吉祥如意者。”除追悼其父亲而外,还将功德奉献给了其母亲夏氏出生年份的星神。显而易见,方必先之母尚且在世,他祈求其母亲的星神庇佑自家“门庭光显”。可知其家十分富有,其父去世后,其母掌管家庭,继续维持家族地位,因而其母的星辰非常幸运。在《碛砂藏》题记中,有些人将星神地位放在了其他神灵之前,这表明其重视程度。嘉熙三年( 1239) ,住在华亭县的唐佑与其妻沈氏十四娘捐助 90 贯钱雕刻《一切法高王经》一卷,这对夫妇祈求“功德祝献甲午星君、丁亥星君。仍荐先考唐十八承事、先妣太君潘氏廿三娘子、圆寂弟僧周寺主,伏此良因,往生净土。仍乞保扶身宫康泰,寿算延长,吉祥如意者。”甲午、丁亥是他们夫妇出生年,只是无法求证具体时间了。在他们看来本命年的星神是保佑他们吉祥如意的神灵。宋人祈祷星神的方式不一致的,淳祐四年( 1244) ,居住在昆山的季礼与其妻张氏廿二娘捐出 470 多贯钱刊刻《碛砂藏》,他在题记中写道,“自身行年六十三岁,六月建生,同妻张氏六十八岁,四月建生。思夙何片善,生处中华,幸衣食而粗周,荷龙天而赞。”
  很显然,这对夫妇是年龄来表达他们祈求其本命年星神的。类似季礼祈祷的题记在《碛砂藏》中尚有若干条,此不一一罗列。由此看来,宋代民间无疑是存在本命年崇拜这种历史现象的。至于这种崇拜的其他问题,需要留待以后加以考察。
  总之,关于宋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学术界虽然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然而,类似戒名、星神崇拜的现象却很少有人触及,更何况《碛砂藏》的题记多数是捐助者撰写的,也有延圣院僧人依据捐助者的意愿代笔的。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文字都是宋朝人、元朝人真实情感的流露,因而其史料价值值得充分肯定。

摘自《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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