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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文摘/总第245期(2019年第10期)/大德掠影     本期赞助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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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远 大 师
◎ 理 烨

  慧远大师自从道安法师受业以来,即以大法为己任,有感于江东地区经典未备,律藏残缺,居庐山后,即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远越葱岭,西行求经。而且只要听说有梵僧来华,便殷勤请入山中咨教。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西元391年),北印度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大师即遣弟子迎其入山,请译《阿毗昙心论》四卷与《三法度论》二卷。并为此二论作序,明宗举旨,大力提倡,遂开江东地区毗昙学之先河。
  东晋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迦毗罗卫国佛陀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入庐山,大师亦请其译出《修行方便禅经》二卷。此部禅经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和界分别观等五种观想,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较之早期安世高、鸠摩罗什所译传的禅法要显得更为完善。
  大师对于律藏经典也颇有研习。梵僧昙摩流支入关中时,曾应大师之邀,将姚秦时弗若多罗译传未尽的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补译完整,使之成为善本。以上只是举其数端而已,没有列明的还有很多。《净土圣贤录 慧远》一章中有云:“所有经律,出诸庐山,几至百卷。”由于大师对于译经事业推波助澜所表现出的显著成就,梁代释僧佑在《出三藏记集 慧远传》中赞叹道:“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给予大师很高的评价。
  慧远大师自身虽归心净土,然对于其他经教,也都满怀热忱地推广弘传。东晋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 )高僧鸠摩罗什法师被迎请到长安,大师早闻西域罗什法师通经达教,故派使者致书问候,信中有说:“是故负荷大法者,必以无执为心;会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罗什法师亦早闻东土慧远之名,在回函中大为赞叹:“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绐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此后十余年中,大师常致函请教经中大乘深义。罗什法师也都欢喜地为之解答,彼此皆以诚善之心,相互切磋学修心得。后来,大师根据与罗什法师的交流,著有《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二卷。后改名为《大乘大义章》流通于世。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元405年),罗什法师在长安译出了百卷巨著《大智度论》。当时后秦国主姚兴也特意遣使送论往庐山东林请大师作序。大师认为此论卷数众多,文繁义隐,不易研习,经过深入探研后,将之加以删节,成《大智论钞》二十卷,并撰序文。另外,大师曾造《法性论》二卷,阐述泥洹常住之义理,送与罗什法师过目,罗什法师看了以后,给与高度评价,赞叹说:“边方未见大经,便暗与理合”。遗憾的是《法性论》已散失,未传后世。此外大师的另一部名著是《沙门不敬王者论》,该论共有五篇,专门针对晋室要臣桓玄所提出的“一切沙门对皇家王者致敬”说而撰写。桓玄极为钦佩大师的为人,所以在决议之前,先去信庐山征求大师的意见,于是大师便写下了这部名著。大师在论中,事理并举,情理结合地作了详明而又恳切的问答,提出了“袈裟非朝宋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的观点,使得桓玄只好作罢。此番问答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桓玄非常仰慕大师的德行,一次在过访浔阳时曾致书请大师归俗从政,但被大师以坚正之辞回拒了。后来,桓玄下令甄别沙门加以沙汰,命令其属下:“沙门有能伸述经诣者,畅说义理或禁行循整者,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道。”唯因尊崇大师,“以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
  正因大师德高望重,所以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得到了东晋当时各方统治势力的支持,江州剌史虽历届不同,但都和大师结交甚好。西元392年,殷仲堪任荆州剌史时,曾上庐山拜会大师,共论《易》体。西元399年,桓玄灭殷仲堪于荆州,也曾往庐山面会大师,讨论《孝经》。西元405年,刘裕与何无忌(何镇南)等诛杀桓玄后,何无忌本人也亲临庐山慰问大师,之后又作《难袒服论》与慧远商量沙门袒服一事,何无忌以为《老》《礼》诸典中,均明“右”为“凶”“丧”之义,而沙门以右袒“寄至顺”“表吉诚”,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慧远大师作《沙门袒服论》给予解释说道:沙门之所以右袒,是从形象上方便于将沙门与俗人加以区别,并有利于沙门脱离世俗名教礼制的限制而安心出家修道。这符合佛教的礼制与教条。论中说明从外相上来说,佛家与名教儒家是有差别,但最终目的二者是一体的。所以内外礼制虽然不同,但是“内外之道可合”。这一理论将儒家名教的政治理论,佛家的济世思想,以及道家的出世学说作了相互协调,有利于当时朝野接纳佛教思想,为来源于异域的佛教能更好地在中土大地生根发芽,茁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师幼时即“博综六经”,文学基础深厚。居庐山数十年间,也常咏诗作偈以遣闲。大师的诗集《庐山东林杂诗》及《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不但文笔空灵,辞藻也很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妙法莲华序》、《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念佛三昧诗集序》和《辨心识论》等,也显露出美妙的文笔底蕴与高深的佛学修养。其中大师撰有两部专门探讨轮回报应说的论著 《明报应论》与《三报论》,论中提倡的“神不灭论”“善恶有报”等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土佛教特色。此外尚有一些序、赞、论、诗、铭、记、书信等,大多收集在《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中。
  慧远大师门下弟子多达百余人,性情各异,学修不一,多才多艺者不乏其人。有善应讲席者如其弟慧持,深受晋卫将军琅玡王司马冶之敬重,曾应豫章太守之邀请,讲《毗昙》《法华》二经。又曾到建康(南京)参校《中阿含经》的译文;有修戒行禅者如:法安,于新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建道场,弘化一方,后来入蜀,深受当地僧俗所推崇;有著书立说者如慧观,撰有《法华宗要序》、《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及诸经序等。并且善习戒律,尤精《十诵》;有通经达教,志专净业者如僧济等;有善工技艺者如慧要,惜庐山无刻漏以报时,便于山泉池中,制作十二叶芙蓉,随顺流波自然转动,以定昼夜六时,片刻无差。据传他曾制木鸢能飞百步。此外,原是苻秦卫将军的昙邕,自师慧远以来,十余年间,长途往返于庐山与长安之间,为慧远与罗什作信使。庐山与长安两地远隔,又值多事之秋,二位高僧能够声气相通,互论经教,全赖此人之力。还有道祖、僧彻、昙顺、道汪等,皆为有修有学之士,在辅佐慧远大师弘经演教,住持佛法,或自行化他诸多方面,都展示出非凡的德能,极为生动地丰富了东晋佛教的内涵。
  慧远大师在他自身修持及弘传“观佛”、“念佛”净土教法上有着显著成就。自身修持得力,在澄心系念中,证得念佛三昧,临终示往生相得生净土。在《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如是记载:“义熙十二年(西元416年)七月晦夕,于般若台之东龛,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佛告远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之后大师对侍立两旁的弟子法净、惠宝说:“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圣呤相,今复再见,吾生净土必矣!”果然事应其言,于八月六日端坐入寂。慧远大师以亲身经历,验证念佛可生净土之不虚,感召后世依从净土教理,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僧俗人等,不计其数,而依法修持得生极乐者亦难枚举。弥陀净土之信仰日后能够得以广泛地流行,净土一教得以日益兴盛,实出于慧远大师之功。大师一生志心弘教,德感朝野,晋安帝义熙年间,帝室下诏赐号“庐山尊者”“鸿胪大师”及“白莲社主”。基于慧远大师对佛教作的巨大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也可谓是在情在理。

摘自《中国古代佛教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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