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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芝麻” 更爱“西瓜”
◎ 王国平

  汪曾祺有个改写的癖好。
  先是拿自己的旧作开刀。《复仇》《异秉》后来都翻新过。一篇2000字的《职业》,前后竟然写过四稿,较上劲了。
  他还盯上了《聊斋志异》,重新打量,重新组装,在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也不忘这档子事。他原本有个庞大的计划,但只改写了12篇,取名《聊斋新义》。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归置了一下,甚至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就像有的电影导演,搞经典重拍,只取了原作的名和角色的名,其他的都抛了,临时找新思路新感觉,要的就是个性范儿。
  要说,面对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名篇,一般人都会皱眉头,不说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也要小心翼翼、毕恭毕敬,生怕伤筋动骨。
  汪曾祺的胆子大,不太考虑这些。
  他大概是这么想的:东西既然过了我的手,它多少就应该像我一点,对不住,不能再姓别的了,要姓汪。
  雁过当然不拔毛,怎么舍得?这只雁已经是我家的了。
  就是这么个性。就是这么帅气。
  汪版《桃花源记》,他聊着聊着,就把“天机”的底儿给暴露了:“桃花源”是假的,“秦人洞”是假的。
  先解构,再建构:“吃擂茶”、磨碑石的小伙子的生活才是真的。
  如果你刚读了陶版,接着读汪版,你就纳闷了:这个姓汪的,怎么是个“破坏分子”?
  汪版《岳阳楼记》,关心的是岳阳楼并非滕子京所建,范仲淹也没有亲眼见过岳阳楼,忙里偷闲,也仔细品读了一下这个曾经“烧掉了几次”的建筑,再是夜读《岳阳楼诗词选》,总体印象是“有千篇一律之感”。
  脾性不改,他只在意“芝麻”,不管什么“西瓜”。
  他以实际作为,论证了“作品是作家的孩子”这个观点的正确。
  属于他的文字里都活跃着他的基因。
  “他的终极目的是要将漂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人拉回到生活中来,让背负着沉重的启蒙任务的人卸去重担而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让披着宏大虚幻理想的外衣的人脱去英雄的披挂降落到人的平凡自适的存在中。”评论家杨红莉的总结见性情。
  也就是说,他“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打回原形,别人五人六的。他的追求就是“卸下负累,轻盈起飞”。
  也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是在否定“宏大叙事”,是在“躲避崇高”。同题作文,性情不同,笔趣不同,自然境界亦不同。要是太像了,岂不是有作弊的嫌疑?
  再说了,也是被逼无奈。后世文人到桃花源、岳阳楼,“眼前有景道不得”,因为早有陶公、范公“著文在上头”,几乎没有伸胳膊伸腿的地方。假若还顺着陶渊明、范仲淹的路子走,只能是手足无措,有点自取其辱之意。
  敬畏不是屈服,不是寸步不移、止步不前。
  汪曾祺凭借自己的气力,披荆斩棘,开辟一条小道。这是值得感佩的。
  不过,假如这是一次考试,作文是以《岳阳楼记》为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文体不限”。几轮筛选,范仲淹同学和汪曾祺同学写得都不错。一定要在他们两个之间判个高下,相信秉承公正的考官没有什么犹豫的,范仲淹同学胜出。
  或者说,“芝麻”总是“芝麻”,“西瓜”毕竟还是“西瓜”。

摘自《散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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