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助刊芳名

诸佛菩萨纪念日

实用万年历

王通的义利之辩
◎ 王 毅

　　王通（584—617）号文中子，隋朝思想家，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系他与门人的问答笔记。除了一般道德修养的问题之外，义利关系这个自孟子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受到王通的关注。
　　在他看来，仁义道德与功利私欲相对立。在《中说》中从多角度探讨了仁义道德与功利私欲的关系，突出表现要存道义、去私利的卫道精神。魏晋以来，名教衰落，王通对儒学及道德伦常的复兴颇有信心，欲弃世人之所争，“取其所弃”。应该指出，王通强调的道义和利欲的对立，并非宋代哲学家为欺骗广大人民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主要是针对魏晋以来士风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他斥责那些只知“聚财”，不知“聚德”的豪门贵族和“靡衣鲜食之士”，赞扬了那些“重道义，轻王侯”，“遗其身”而“至公”，能“恶衣薄食，少思寡欲”的君子。王通这些思想的提出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一方面顺应了国家统一，民心思治的历史趋势，痛斥了产生战争和动乱的根源——为追求功利利欲，认为南北朝以来之所以战乱频繁，因为大家都争利而舍义。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和佛道的某些主张，如儒家提倡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佛教的出家修行，诫欲苦行；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等等，都对他有直接的影响。
　　总之，王通有关道德修养的主张是其为实现王道而进行的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不少提法是有创造性，在当时产生了影响，为后世学者广泛地借鉴。和一般佛、道之人不同，王通是比较实际的学者。他所提出的理论既有时代特点，又可避免偏差。他认为，在当时名消道长，身退道进，个人便可增进道德修养水平，国家才能安定发展。他在批判王侯贵族纵欲享乐的同时，并没有和佛道之人一样提倡不理世事。他主张无为无功，希望人们不要为了功名利禄才去务人事，对于弟子“请绝人事”和“请接人事”的作法进行教育。认为只要“庄以待之，信以从之，去者不追，来者不拒”，顺应自然而不人为地弃取，便能达到较高的境地。既不为功利私欲所左右，又能为王道实践贡献才智。在这方面，他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以及佛教的主张是不同的，又包含着它们各自的某些因素。 隋唐时期是政治、经济的大变革时期，也是儒家学说从传统向革新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学术界、思想界在对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清理。首先学者们开始对汉魏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神化儒学包括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为新理论的提出、为儒学从传统桎梏中摆脱出来，看清自己在与佛、道争斗中的不利地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基础工作。
　　从王通开始，儒学讨论的问题逐渐由探讨天人关系转向伦理方面，理欲问题开始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王通曾将《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话引入道德修养领域，将“道心”和“人心”对立地提出来，并同时提出了道与欲、道与利、德与功等对立的范畴，为唐宋诸儒探讨理欲等后世的理学核心提供了重要范畴。从王通讲学和著述的形式上看，是简单地振兴儒学，对象并非汉魏儒学，而是孔孟等儒学始祖，要从传统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出适合当时社会政治需求的，能与佛道思想影响相抗衡的内容。因此，王通的努力就是唐代儒学改革的滥觞，是宋代理学的先驱。在他之后，刘知几、韩愈、柳宗元、李翱、皮日休等人都相继探讨理欲（或道、欲）问题，经过不断地讨论积淀，才有了宋代哲学的兴起。北宋初年，对理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著名学者石介，曾高度评价了王通对儒学复兴和发展作出的努力，称赞他是与孔子、孟子、杨雄一样的圣贤。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王道失叙，礼坏乐崩，三纲将绝，彝伦攸败，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删《诗》、《书》，定《礼》、《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杨墨塞路，儒几灭矣，孟子作四十篇而辟之．新莽篡汉败，道斯潜矣。杨雄作《准易言》五万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晋、宋、齐、梁、陈并时而亡，王纲毁矣，人伦弃矣，文中子《续经》以存之。释老之害甚于杨墨，悖乱圣化，蠹损中国，吏部独立以排之。……《六经》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存。杨、墨辟，孔子教化行。《法言》修，莽恶显。《续经》成，王纲举。释、老微，中国义。是知有时弊则圣贤生。圣贤生，皆救时之弊也。”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杨子。杨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存阙道于亿万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若孟轲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将王通放在杨雄之后，韩愈之前，在“王纲毁”、“人伦弃”而能够力挽狂澜的儒家道统中的重要人物。石介的这一评阶是比较客观的。
　　王通在教学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后来成为理学思想的命题，如“道心”与“人心”，“道”与“欲”，“德”与“功”，“正心”，“化人”，“诚”，“恭”，“正性”，“敬”，“慎”，“静”、“穷理尽性”等等，为隋唐儒学从传统的汉魏南北朝经学和玄学中脱胎出来，成为探讨新问题、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儒学”打下了基础。宋代理学中道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程颐曾盛赞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卿、杨雄所及也”。时人邵博亦记载曰：“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杨雄也”，将王通摆在荀卿和杨雄之上，直承孔孟，肯定了他对儒学的贡献。明代名心学大家王阳明认为王通是远远超过韩愈等人的“贤儒”。据《传习录》记载，“徐爰问文中子、韩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他认为《续六经》“未可尽非”，若不是王通早逝，定可“圣人复起”，对儒学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百家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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