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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西行的历史贡献

 

杨茂林

  法显(约337-约422),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俗姓龚。3岁度为沙弥,20岁受比丘戒,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旅行家。著有《佛国记》。
  关于法显西行,唐高僧义净有句话,即“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师及中开王路。”作为拓荒者、开创者,法显受到广泛称赞。法显有几个方面的贡献,需要大书特书。
  其一,首次求得并翻译了印度的佛教典籍。法显西行是有原因的。当时魏晋南北朝割据严重,战事不断,社会动荡,矛盾尖锐,而佛教界也十分混乱。梁僧祐在《弘明集》中说:“今观诸沙门,同非其才,群居猥杂,未见秀异。”又说:“今观诸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所以,《法显传》说,“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至天竺寻求戒律。”所谓戒律是用于规范佛教徒行为和僧伽团体生活,远离和禁制“一切不善”而带有强制性的准则。于是,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历时14年,于东晋义熙八年(412)携所求梵本经律还青州,次年到建业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佛教五大戒律之一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僧祇尼戒本》一卷;他还独自译出《方等泥洹经》、《佛说大般泥洹经》、《杂藏经》等。其中,《摩诃僧祇律》丰富了汉地律藏的内容;《泥洹经》第一次把“佛性”论思想引入中国,楼宇烈教授高度评价《佛说大般泥洹经》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的地位,认为该经是“大乘佛教发展历程中由般若空理论向佛性有理论发展的一部重要经典”,“推进了中国佛教大乘‘空’、‘有’二宗在理论上的交融和发展,引发了关于佛性当有、现有,以及一阐提人是否有佛性等重要理论问题广泛、深入的讨论”,“对晋宋之际,乃至整个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展,都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法显抄携并译出大批梵本经律,使中国佛教从印度本土得到佛学真传,古之罕有。法显的活动及其努力对中国佛教戒律的进一步完善和佛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二,扩展了西域、中亚以及印度至中国的地理知识。法显西行求法及至回返东土,历经30余国和地区,是中国最早翻越西域边境高山、深入印度内地的求法高僧,也是中国第一位由陆路往印度、海路返中国的留下实地记录的旅行家。《法显传》讲的就是这个求法旅行过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关于中亚、印度、南洋历史文化和历史地理的完整记述,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海陆交通的最早记录。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和中外交通的重要资料。他对西域的白龙堆沙漠做了描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法显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有记载:“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还对帕米尔地区的地理环境做了详细记述:“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即名为雪山人也”;“其道艰难,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絚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有学者评论说,法显在这里描述了高山冰裂风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砾和露岩地面,生动记述了具有极强冲蚀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峡谷峻削。其后,法显游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都留下了中国现存史料中有关海陆交通的最早、最详实的记录。为此,近代地理学家丁谦写下了《佛国记地理考证》。丁谦则将佛国记一书中之地理状况,细分为揆地望、度情形、审方向、察远近、核时日、考道途、辨同异、阙疑似等八项,一一加以考证,由是,历来诸史中有关西域方面地理状况之记载,因而得以衔接。
  其三,记载了所经国家或地区的风土人情、特别是西域和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情况。法显在各地详细考察,据实写录,为研究中亚和南亚古代历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例如,《法显传》为研究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时期的印度经济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法显记述了旃陀罗·笈多二世施政以及当时社会的情况,“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牲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印度著名史学家马宗达曾著书《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指出:“法显、玄奘、义净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相当厚的书,这些书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译成了英文。3个人都在印度待了许多年,学习了印度的语言,几乎游遍印度。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1987年,印度著名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教授的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法显传》也对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情、物产做了记述:“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商人则依价值直取物—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法显见闻录》详细记载了他在师子国期间的所见所闻,许多材料都是斯里兰卡其它历史文献未曾记载的。因此,该书大大丰富了斯里兰卡的历史资料,是留给斯里兰卡人民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总之,《法显传》以亲身经历介绍了所经各国和地区的宗教、风俗、地理等情况,留下了许多关于中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重要史料,历来为各国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如印度的马宗达、潘狄迦,英国的史密斯、拉普森,苏联的奥西波夫,日本的足立喜六和我国的季羡林、金克木等在他们的专著中都高度评价了法显的这本书。法显的西行求法影响远远超出了佛界和国界,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自《五台山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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