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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通讯/总第297期(2020年第12期)/第三版 大德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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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醒拜访印光大师请开示:念佛最要紧

  大醒法师(1899~1952年),俗家姓袁,江苏省东台县人, 二十三岁时,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他的出家跟印光大师有间接的关系。
  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天,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先生的父亲去世开吊,当时还没出家的袁姓青年(后来的大醒法师)也去悼念,在戈府厅堂中的许多挽章中,他发现到有一位和尚吊唁的书信。这封信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一是因为那封信装裱既精致而又安置在客厅中央最显著的地方,二是因为信纸上的书法写得非常古拙,尤其是 “常惭愧僧”的落款令人感到不同寻常。当时,袁姓青年看了这封书信的内容之后,不知不觉中引动了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
  十二年的春初,袁先生谋食上海,常到戈公振先生那里走动。戈公振住在时报馆宝塔式的三层楼上,他的床架上挂着一串念佛珠。袁先生知道戈公振当时正怀着烦恼的心事,因此心中猜测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决烦恼的问题。有一次,袁先生和戈公振谈起了常惭愧僧,他说:“公振先生,我的个性,我的环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且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现在,事事都感觉苦恼,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跟那位印光法师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复他说:“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师听人说他不收徒的,且等待两年,将来我们一同去出家吧!”两个人聊着天,互换拿着那串念佛珠,有意无意的用手指捻着。隔了两天,袁先生又在戈公振的书架上检到一本《印光法师文钞》。又隔了两天,戈公振邀袁在四川路青年会午餐,向袁说明他的老兄(绍甲)一天来了两次快信要袁回到家乡去帮忙,担任高级教员。那天晚上袁先生乘船返乡,戈公振把他的那本《印光法师文钞》赠给袁做了送行礼物。
  后来,袁先生读憨山大师的《梦游集》,顿生离俗之念,就于1924年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出家,这就是大醒法师。经过两年的参学,知道了一些学做出家衲子的事情。比方说参访善知识,就是出家人很必要的事情之一,因为多参访大善知识,就可以多知道几种修行学习的方法。而凡称为大善知识者,又必具有其独到之处——即自受用之处。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大醒法师在金陵寺挂单的时候,听人说印光大师已由普陀山到了上海,于是发心往上海拜访这位真实的“渴慕久矣”的大善知识。
  正是仲春天气,大醒法师一路步行,身上颇有暖意。由爱文义路询问到陈家浜太平寺,下午三时前后,从佛事兴隆的人丛中踏上第一进屋的前楼,把自己的名片交由侍者通报给“静室”里的印光大师。一瞬间,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师出现了。大醒法师问讯顶礼后,与大师对面坐下,大醒法师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大师接过话茬就开始批评大勇、显荫两位法师不应修习密宗。他说:吾国佛法,法法完备,中国现有的禅宗、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贤首等等法门,何一而不可以学习,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若言沟通者,须明本有之法,然后以其余力,学彼密宗,以辅翼本有各宗。故宜先学本有之佛法,不学此法,即是舍家珍而行乞耳。老法师说这话的时候,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大授其徒。一方面听说日本僧侣是带妻食肉的,另一方面他老爱惜的显荫法师又恰恰因为去日本学密而病死,所以可以说他完全不赞成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
  大醒法师问到关于中国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印光大师的意思是一个人做好了,慢慢地去感化一般的僧侣,不必提出什么“整顿僧伽制度”的新鲜花样。大寺丛林规模不整,也可以劝说,劝说不行,则是他们的业障。大醒法师质疑说:“老法师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我看普陀的僧众能受感化的就很少,而且普陀在香会期中不应有的僧侣行动也实在太多,老法师为甚么不加以劝导他们?”老人家总以众生业障深重答之。随后,大醒法师又请问大师对于上海寺院做经忏佛事那样十足的贸易化,感想如何?大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认为这是救济一般出家人的生活问题,倒也罢了,而其实做老板的脑筋却是为的饱其私囊。印光大师是看不出的人吗?世出世法,他无一不知,况乎此事。不过老人是大善知识,素以道德修养为重,不愿意说僧人的过错罢了,只得以没有办法一语了之。
  大醒法师请求大师开示,作为一个青年僧,因为参学不合自己所需要,打算闭关自修,以阅读藏经为主,以朝暮二时念佛加持为辅,可不可以。大师赞成大醒法师闭关自修,但认为阅读藏经不需要,还是以念佛为最要紧,因为一个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为信愿,则简直是自寻苦恼,喜堕三涂,是很糊涂的。大醒法师辩解说:青年时代不多多的阅读佛经,将来拿什么学识去感化世人、弘法利生?即如老法师如果没有《印光法师文钞》行世,怎么能令我们发生信仰呢?大师听了还是恳恳切切的谆谆开示,不念佛的人太苦,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才是最直捷最了当的。
  那天格外暖和,大醒法师与印光大师谈话,吃了一点茶点,约在一小时后,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又漫谈了一个半小时。谈话之中,印光大师说了许多训勉的话,临别之际,扯住大醒法师的手亲亲切切地再四嘱咐他要念佛,要好好的用功,在临行的时候又嘱咐:“你很聪明,不要学大勇、显荫他们。”滂沱雨止,大醒法师告别离去。
  几天之后,印光大师因三叉河慈幼院事件往南京去,还顺路到金陵寺去看过大醒法师一次。
  大约十六年(1927年)的秋冬之间,大醒法师第二次在上海拜访印光大师。其时,河南的寺产正被军阀们没收变卖,大师一见面谈起这一件事,声调间也显出一点忿然的意思。湖南僧尼受国民党激动,也发生了许多不经见的动态,他老谈到也颇愤慨。不过老人同大醒法师这批年轻法师的态度不一样,他始终不责备僧众的自身,总是说出家人不肯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天,大醒法师在苏州定光寺休息了几天。这时,印光大师在报国寺闭关。大醒法师与文涛法师一同去参拜。在未去之前,他就料到这一次要受到老人的呵斥了。因为他在厦门主编的《现代僧伽》,发行已满二年,估计印光大师总会见到一二册的,如果一看到内容,无疑的要视为是革命佛教的炸弹。大醒法师在关房窗口拜见大师之后,大师开口就说:“你办的《现代僧伽》,专门是骂和尚的,不怕造口业?你们在厦门办的闽南佛学院,都是革命党新僧,要打倒你,要打倒他,连我印光你们都要打倒!”大醒法师马上申辩说:“《现代僧伽》上并没有说打倒你老法师的话。”
  由骂人谈到现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以及青年僧徒是否需要教育等问题,老法师又并不一定执着定见。但是,不愿意发表意见。最后大师说:“你就是骂死了他们,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之无益,枉造口业!” 临行拜别,大师还殷殷教诫:“以后写文章不要骂人。造了口业,赶快忏悔。”后来,大醒法师起一个别号叫“僧忏”,以纪念领受大师训示的诚意,还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口业集》。
  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佛学院暑假期中,大醒法师偕同日本友人神田惠云先生、福建朋友蔡慧诚居士,游览江浙佛教名胜,打算参访印光大师。到上海时,又加入了一位李光宇居士。在苏州定光寺歇宿,第二日,文涛法师陪他们一行四人拜访印光大师。这一回谈话的恣态虽与前数年无甚差别,但大师的面容却清瘦了好些。大师与神田、蔡、李三君接谈约半小时,又为各人写了几句法语,都是开示念佛求生净土的话。客室中又来了几位访客,因为时间太短促,大醒法师一行匆匆地就告别了,这是他与印光大师的第四次会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大醒法师和几位同学创办《净土宗月刊》的时候,曾写信劝请印光大师趁此高龄可编一部《净土宗全书》或《净土百要》,以继灵峰大师《净土十要》之美。大师回信的意思说:“我的德行不及蕅益大师,净土经典有《十要》足可修行,何必再要什么全书、百要?”
  以上就是大醒法师前后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从中可以看到,大醒法师出家的心念,确实是初次见到印光大师的文字而发动。由读大师《文钞》而发生信仰三宝之心的人很多,足见其文字诱导感化的力量实系很大,因为他的文义平实易解,深入显出,有大悲心,有真情感,这即是他老以文字般若而获得的化导效果。大醒法师几次受到印光大师的棒喝,感到非常庆幸,没有误解是受了印光大师的辱骂。因此,亲近大善知识(此系真实的大善知识,非徒有浮名者可比),应生难遭难遇之想。大师每见人来参访,一概施以恶辣的钳锤,这真是古大德的风范,末世的佛门中又哪里有这等大匠!
  最后,引用大醒法师所说印光大师给他的印象,以见大师当时在年轻一代法师心中的形象和风范,大醒法师说:
  印光大师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有几点:
  第一、在他庄严的面容上,却看得出蕴蓄着满心田的慈悲。他老弘扬净土的大愿,既非发于一朝一夕,而且有始有终,无更无改。
  第二、他老无论遇到任何人请求开示,他只有一条大路指示给你,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而且一见面“未开口三十棒”,皆是用的大刀阔斧的方式。因为如此,不愧为一代一宗的大匠。
  第三、他老对于自己发心要做的事,勇猛精勤。虽当高龄,编修四大名山山志,皆系亲自校对,实为难能,责任心甚重,非一般老僧所可企及。
  第四、灵岩山,可以说是他老的理想丛林,如果该山代代传承的住持人,能永久的保持那种特立之家风——印光家风,希望使印光大师的精神常存不灭。
  第五、他老一生的成就功德庄严,虽说自有其宿植的善根德种,但如其没有二三十年的潜修净养的功行,纵具有智慧辩才,被化的信徒何得有这样的众多。这一事是最值得我们景仰赞叹而足为衲子模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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