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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陇原佛学网站/佛学通讯/总第284期(2019年第11期)/第七版 大德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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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与教化
□星云大师

  今年一九九九年,我已经度过一个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会回答:“为了圆满人生,做个好人。”他若继续问我:“如何圆满人生,做好人呢?”我会毫不迟疑回答他:“行善与教化。”的确,回想起来,“行善”,是我这一生努力的目标,“教化”,是我们出家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行善与教化”可以说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仔细回忆起来,影响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刘王氏老太太;培养我“教化”责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师——志开上人。虽然我生长在农村的家庭,但我从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见到一个穷苦的人,我会心生怜愍,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掏出来给他;即使听到山上一个老公公可怜的故事,我也当真地想尽办法去救济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对于小动物,如小猫、小狗、小鸟、小鸡等等,我更是爱护有加,甚至经常为了它们的饮食,自己都忘记了吃饭,家人中只有外婆赞美我,说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虽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对一些小事小善,我确实喜欢周济疾苦,予人方便,想来与外婆的鼓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要求我勤于读书、写作,培养聪明智慧,并且告诫我立志将来要讲经说法。记得有一回夜行,我打着灯笼为师父照路,师父指着微弱的灯光,说道:“我不希望你用灯光来为我照路,只希望你将来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后来我在焦山念佛学院,他在栖霞山,一听说我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马上就叫人坐火车到镇江购买这份报纸;他一知道我在那个场合参加学生讲演比赛得了奖状,也写信叫我将讲稿寄给他看。有感于师父对于我的爱护与期望,当我在台湾把《释迦牟尼佛传》完成之后,虽然海峡两岸交通断绝,但我马上寄了第一本给他老人家评阅。后来听说师父被列为批斗的黑名单,不知与我寄书是否有关系;但他收到以后,仍设法将他的欢喜与欣慰写在香烟的锡箔纸上,托人带来给我。我接到他的音讯,真是感激涕零。此后,我对于外婆鼓励我的慈悲及师父鼓励我的教化度众,更坚定誓愿一生奉行到老死为止。
  为了实践“行善”与“教化”,我总是努力告诉自己要勤行效法诸佛菩萨“福慧双修”与“悲智双运”的精神,因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广度众生。
  所以,数十年人生一路走来,有人主张放生,我就举办放生法会,但是我觉得在放生之后,更要紧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中,等待着我们援助;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下,等待我们救护;多少单亲家庭需要春风吹拂;多少孤独老人等待暖流到来;多少四肢不全的伤残人士,需要阳光;多少家遭急难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对放生行善的观点,总觉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间。
  有人说为人看病很重要,我也成立诊所医院,为穷苦的人免费诊疗,但我觉得佛教的使命,治心比治身更重要,所以我设立云水医院,不但送医疗到偏远地区,而且派有善说佛法的法师随队出诊,随机、随缘为病患解答生活疑难,做心理上的辅导及开示。因为我觉得,心病好了,会增进身体的健康。
  有人说养老育幼很重要,我也办养老院、孤儿院、托儿所、幼儿园,但是我觉得并不单养老育幼重要,生、老、病、死都是人生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开创佛光山的时候,决定要将人一生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能用佛法解决,让佛光山的内容,可以成为“人一生的慧命之家”,甚至我鼓励大家应当今世往生佛光净土,不必等到来生。
  说到“教化”,有人说兴学、出书很重要,我不但兴建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兴建普通小学、中学、大学,培养社会人才;办理佛教杂志,弘扬佛陀的真理;开设佛教出版机构,宣扬佛陀的法音;我更觉得应该进一步效法佛陀的观机逗教、应病与药及观音的普门示现、随类应化的精神,关照到所有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众生。因此,对于喜欢念佛的信徒,我为他们组织念佛会;对于喜欢参禅打坐的信徒,我为他们设立禅堂,开办禅坐班;对于想要学习各种技艺的信徒,我为他们开设佛教插花、素食烹饪、书法抄经等班级,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也领略到佛法的奥妙;对于前来拜佛,而不知如何安顿儿女的信徒,我举办儿童班、安亲班,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甚至看到有些信徒前来道场,既不是来拜佛,也不是来求法,而是心中有苦闷,想要找人诉说,我就设立客堂、谈话室、心理谘商,让他们前来倾吐心事,并为他们解决烦恼;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来寺院喝茶参访的,我就设立滴水坊,并且安排知客带领他们参观;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想来品尝素斋的,我就设立会馆餐厅,招待可口的素菜……,甚至我标举“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作为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无非都是基于效法诸佛菩萨“行善”的慈悲,行“教化”的方便。
  对于徒众,我也是量才为用:长于慈悲心的,我都鼓励他们从慈善事业;长于口才的,我就鼓励他们从事各种教学;长于行政的,我就安排他们到各教会去服务。就这样,各方的救灾救难、养老育幼、急难济助、家庭辅导、残障关怀、社会教化、监狱弘法、学院教书以及各种慈善、教育、文化、福利事业兴办起来。我们积极从事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让世间“行善”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对于一些思考文才的青年学子,他们的思想灵活,智慧见解过人,我就鼓励他们著书立说,弘化十方,以实践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
  我抱持着“不舍一件善事,不舍一个众生”的理念去做事,常常最初得不到共鸣,但最后总能让大家明白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佛光山刚开山的时候,经常有人将路边捡到的小孩送来山上,因为他们的到来,必须要到户政机关设立户口,但因没有人敢收养,我就叫他们登记在我的名下,跟着我俗家的姓,全都姓“李”。现在他们都成家立业,不但没有增加我的负担,而且生活幸福美满,令人欣慰。高雄县政府设立约可以容纳两百个老人的崧鹤公寓,要交由我认养照顾,许多人都和我说:“这可是一项很大的负担啊!”数年后一次供僧法会中,忽然看到许多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婆们也走到台上表演唱歌、舞蹈,一副豁达开朗的样子,经司仪介绍,才知道原来都是老人公寓的居民,让大家看了都觉得感动不已。
  与“教化”比较起来,“行善”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佛光山建寺安僧、弘法度众、办学校、办杂志、发展文化教育,都是捉襟见肘,“日日难过,日日过”,但是办慈善事业却可以让我在紧急迫切的时候,得到及时多方的资助,例如,有一次佛光山支不出工程款,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和“宜兰仁爱之家”借了五十万元,后来负责人一再向佛光山提醒,那种逼债火急的样子,虽然让人生气,却也感到我平日“行善”助人,能在紧要的关头得到慈善事业资助,心中还是十分安慰。
  记得多年前,朝山会馆的服务小姐向我抱怨,许多信徒在朝山会馆吃完了饭,却将油香钱拿到育幼院去捐献,我安慰他们:“‘行善与教化’都是度众的法门,不要因为捐献的去向而妄分彼此。”虽说如此,但是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慈善事业的偏好。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人人都能布施“行善”,人人也都能接受布施“行善”;但不是人人都能从事“教化”,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教化”。
  尽管有人行善后悔,慨叹“善门难开,善事难做”,其实“行善”只要随心随力,不望报答,实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例如,当大家看到生物学家将老虎、狮子养大之后,放回山林,那种欢喜踊跃的样子,不正说明了“行善乃快乐之本”。
  不久前,圣地亚哥动物园花了数百万美金,将威鲸送回冰岛的家乡,引起了世人一致的喝采,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行善”的花絮。我也常常将被风吹落地面的小鸟拾起来抚养,将找不到妈妈的小松鼠捡回去保育,为它们取名为“满天”、“满地”,虽然它们长大之后,我都放回自然,任其遨游,但是多少年来,心中的祝福欢喜仍然不减。“教化”就困难多了,不但要观察众生的性格,耐烦地应机施教,而且往往好不容易度化了一个人来学佛,但就因为一件事情不能顺应他的心意,而前功尽弃。姑不论吾等凡夫福薄慧浅,即如大圣佛陀度众何止千万,但对于城东老母,虽然想尽办法,种种教化,还是无法接引她得度。对于提婆达多,虽然佛陀也是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也无法抑制他累劫以来贪婪私心的习气,只有忍见他堕入地狱受苦受难。
  虽说“教化”如此困难,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大德们仍不减悲心,孜孜矻矻,行化各地,弘法度众,这是因为唯有“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济助众生度过苦海,到达解脱的彼岸。
  佛世时,善德居士在家中设立大施会,供养各类宗教的出家人及一切贫穷、孤独、下贱乞讨的人,以为功德巍巍,但维摩诘尊者却说:“真正的大施会,应该以法施为重,为什么你却只设立财施之会呢?”
  印度阇婆国高僧求那跋摩尊者被迎请入京时,宋文帝亲自拜见,并且向他请法,问道:“朕想要持斋戒杀,但是朕日理万机,实在难以两全啊!请示大师,我该如何是好呢?”求那跋摩尊者回答:“帝王与凡夫的修持本来就因地位不同而有分别。君王拥有天下四海,地位超过世人之上,只要您一句好话、一项德政就能使文武百官、庶民百姓普受利益。这就是真正有意义的斋戒‘行善’。”
  可见“行善”固然要紧,“教化”更能契合佛心。像我每年在各地救济穷苦,但许多人拿了赈济品之后,不但没有谢意,而且丢下一句:“下一次东西要再多一点啊!”那种贪求无厌的样子,真是令人慨然!
  我也尽力养老抚孤,但一些人在舒适的生活起居中,仍经常争吵不断,那种嗔心炽盛的样子,委实让人叹息。无怪乎西哲有云:“给他一张桌子,不如给他一块木板,教他如何做成器具。”所以,一九八八年,我举办“送爱心到泰北”活动,藉着运送物资之便,发起“以设立工厂来代替救济”,承蒙泰北第三军军长的女儿李健圆小姐深表赞同,多次为此到台湾来募款,我也鼓励信徒给予支持赞助,可惜力量渺小如我们,仍如杯水车薪,无法解决问题。我也曾经多次到兰屿、绿岛、小琉球等地举行冬令救济,事后看到当地同胞心灵上的空虚仍然无法解决,令我体会到古人所言“救急不救穷”,诚乃经验之谈,想起“慈济功德会”在世界各处济贫救苦,功德无量,应该也深有同感,希望各界继续给予鼓励支持。
  记得有一次信徒座谈会上,陈秋琴师姐举手发问:“‘行善’与‘教化’孰轻孰重?”慈容法师答道:“‘行善’就好像孩子哭闹不乖的时候,父母塞给他一颗糖吃,使能暂时止啼;‘教化’则好比父母花时间耐心教导孩子做人处事的道理,让他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陈师姐很有慧根,一听就了解到“行善”与“教化”的分别,从此多少年来,与夫婿刘招明居士两人出钱出力,护法卫僧,不遗余力。
  也有人问我:“从事救济事业和建筑寺院孰轻孰重?”我觉得不必互相比较,因为众生各有所需,吃饭配菜固然可以当饱,喝牛奶吃面包同样也能充饥。我一生在五大洲建立一百多个道场,我觉得都不是居家,而是教化人心的学校,一个灰心失意的人进寺院拜了佛之后,往往能够鼓舞精神;一个事业受挫的人听到法师的一句开示,或许可以重建幸福人生。所以我常说:“寺院像加油站,能为人加油;寺院像发电厂,能为人充电;寺院像百货店,能让各人选取所需的佛法;寺院像医疗所,能诊治心病;寺院像慧命家,能长养心灵所需的养份。”寺院对于一个人如此重要,难道不是在“行善”吗?因此“行善”也好,“教化”也好,在我看来都是同等的重要。
  然而,世间就是因为有很多分别,才会产生许多纠纷,如果能将“行善”与“教化”看成人之双臂,鸟之两翼,“行善”与“教化”不都是一样的吗?像我在荷兰建寺的因缘,是因为当地一个即将临终的老婆婆和儿子说:“如果没有出家人为我往生助念,死了我也不甘心。”后来她的儿子找到罗老居士念经,罗老居士又找到佛光山,千里迢迢请我去建寺安僧;澳洲许景河的女儿发生不幸的意外,中天寺法师给予种种支援,让他感觉到佛寺道场对于当地家庭、居民的重要性,此后学佛更加虔诚;还有许多旅行的人到纽西兰有了一些意外,常常得到佛光协会干部们的各种协助,因而激发他们要在各地建寺;旅美企业家陈正男夫妇也是有感于我为他的父亲往生前往诵经祝福,后来不但资助佛光山各地道场及佛光大学图书馆的兴建,而且对佛教的文教事业热心捐输。佛光山许多道场及事业的兴建就这样先从“行善”开始,能进一步达到“教化”的功用。
  有鉴于“行善”的重要,我在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下设有“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后来,中华佛光总会里面也成立“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设立那么多种慈善的单位?”我告诉他:“‘行善’还怕多吗?”最近巴布新几内亚因海啸而造成灾难,佛光会用直升机载救济物品前往赈灾,中南美洲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等国的风灾,佛光会也几次用货柜运送粮食前往济苦。《华严经》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这一点点的善心美意,能让他们沾上一点法缘,能让他们生起追求真理之心,从此寻得人生的方向。更祈愿这一点点的财施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让大家能够究竟离苦,共成佛道,则于愿足矣!
  总之,“行善”是“教化”之初阶,“教化”是“行善”之究竟。今天我们的社会所普遍缺乏的,既不是丰盛的物质,也不是繁华的街市,而是“行善与教化”的心意及行动,所以目前我在各地提倡“三好运动”——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如果大家能从彼此的关怀做到彼此的劝勉,从物质的共享做到思想的交流,从慈善的广被做到文教的发展,从环境的美化做到心灵的净化,相信我们的社会必定会更加安定和谐,我们的国家必定会更加富强康乐。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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