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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佛教
 吴 平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西夏的宗教以佛教为主，佛教在西夏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元代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西夏历代帝王都笃信、提倡佛教，使得佛教日益兴盛起来，有时甚至西夏政局的变化、军事的成败也都与佛教有着一定的关系。西夏统治者对佛教高度重视，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带头信仰。
西夏立国后，其统治者鉴于党项族信仰的“天”，鬼神和巫术，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要想加强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其统治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最高统治者中，有的如开国之君元昊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佛学。为了发展佛教，他曾广搜舍利，妥为安置，还用行政命令来强制百官、百姓崇信佛教。又规定每一季度中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百官、百姓届时烧香拜佛。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周边地区的佛教影响也对西夏地区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夏的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西面为回鹘，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新疆的佛教文化交流。西夏佛教分为密宗与禅宗两派，而传人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密宗。西夏统治者在政治上以儒治国，中原佛教中提倡儒佛合一的禅宗自然大受欢迎。西夏还加强了与契丹族的佛教文化交流，向辽朝进贡了回鹘僧、金佛、《梵觉经》。这些佛教文化交流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西夏的佛教管理继承了中原地区的佛教管理制度，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有三个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其中僧人功德司管理境内僧人，出家功德司掌管度僧名额，护法功德司维护佛门戒律。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又设功德司副使为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夏首先出现了“帝师”之称，这对元代帝师制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
西夏境内寺塔林立，几乎比比皆是。著名的寺庙有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护国寺、卧佛寺等，这些寺庙都成为西夏佛教的传播中心，为翻译佛经、培养佛教人才提供了场所。佛教则通过这些寺庙扩大了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寺庙的不断增加，僧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佛教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宋朝多次请求赐给佛经，并进献一定数量的马匹作为印刷佛经的费用。宋朝有时退还西夏进献的马匹，无偿赐给佛经。
西夏统治者在输入佛典的同时，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佛经。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国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的僧人参与译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32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将其译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间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先后用53年的时间，译成佛经362帙，820部，3579卷。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此外，翻译佛经的需求也对创造西夏文字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校经之上。这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不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西夏佛教对西夏文化的影响更是巨大，例如被后人所称道的西夏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都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印记。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和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属于西夏另一种类型的寺庙建筑，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座。其中莫高窟77座，榆林窟11座。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是西夏艺术的精华。这些壁画构图完整，技法娴熟，将佛祖菩萨描绘得栩栩如生。
总之，西夏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很有特色的。就在中原地区的佛教衰落之时，西夏的佛教却是异军突起，在与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流传，使中国佛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延续下去。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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