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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广结佛缘
杨在钧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772—842)，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谪朗州司马。这期间，他与佛门结下了胜缘，常与禅僧交往切磋佛理，研习经典，写了多首颇具见地的诗词和散文，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禹锡出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卒于唐代宗会昌二年(842)，字梦得，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居洛阳。早年学医，22岁中进士，登博学宏词科，工于文学。32岁授监察御史，与柳宗元等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集团”，于唐贞元二十一年(805)，进行了一场政治革新。这一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号顺宗。唐德宗中风不能说话，只好依靠原来在东宫伴他读书的王叔文、王丕来帮他处理朝政。王叔文又起用了刘禹锡、柳宗元，替顺宗下了一道诏书，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降调江淮海盐和地方池盐价；取消宫市；召回前朝被贬的名臣，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并进行了一些重要人事调整。这一系列改革，当然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宦官头子俱文珍勾结一批附和他的老臣，宣布顺宗因为病重不能执政，拥立太子李纯即位，号宪宗。顺宗一下台，俱文珍等将王叔文处死，那些参与改革的官员也受到株连。宪宗下诏书，把原来王叔文重用的八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区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丕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
八司马之一的刘禹锡被贬朗州(即今常德市)。按唐制司马为州行政长官的正六品，完全是一个有职无权之闲官，不理事，且无官舍可住，刘禹锡只得住在城东招屈亭旁普通民宅。
刘禹锡没有公务缠身，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为文和游历山水。这期间，他感悟到“视身如传舍，阅世似东流。”(《宿诚禅师山房题赠》)，总想寻觅一条贬谪苦闷的解脱之道。如是他接触了佛教，想从佛教深邃的哲理中找到精神慰籍。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时期，朗州亦是佛教圣地。离城区二十里的德山乾明寺就是享誉华夏的十方丛林，四方衲子纷纷来此挂锡。刘禹锡亦常来此拜佛、参禅，与僧人探讨佛理。经常亦有外来僧人来刘宅与其切磋禅理，“相欢如旧识，问法到无言。”(《赠别君素上人》)。他与南岳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的禅僧如仲制、灵澈、元嵩、如智、慧则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广泛交往，有的交往还很深。柳宗元《送元悬师序》曰：“元嵩师居武陵(朗州)有年数矣，与刘游久且昵。”刘禹锡送僧诗二十四首，大多数是在朗州写作的。在《送僧元嵩南游》诗引言称赞元篙“妙音奋迅，愿力昭答。”刘表示“雅闻予佛而佞，亟来相从。”他从元嵩那里领悟到佛法的殊胜，感叹地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予策名二十年”是指自贞元九年(793)至元和七、八年(812、813)，这二十年中，他正值22岁至40岁的血气方刚年华。贞元九年时年22岁登进士第，22岁擢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常与柳宗元、吕温等“讲疑考要王霸富强之术”，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34岁时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而遭贬谪。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百思而不得其解。自从接触佛法后，才悟到“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只有佛法才能启悟人心，拯救社会。他在朗州十年写了近两百篇诗文，其中不少是宣畅佛法，赞叹高僧以及富涵禅味及禅境的篇章。其后他为禅宗大鉴禅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牛头山第一祖法融大师、杨岐山故乘广禅师等撰写的碑文，以及撰写的《佛衣铭》、《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毗卢遮那佛华藏世界图赞》、《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记》，均显现了他受佛法的薰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心身进入禅的新境界。如他在《赠别君素上人》诗引言中曰：“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普，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其所证人，如舟溯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在《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引言中曰：“以为尽妙理者莫如法门，变凡夫者莫如佛土，悟无染者莫如散花。故业于净名(经)，深达实相。”还谈到禅与诗的关系，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言曰：“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相撞焉。因定而得境，故倏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心得。佛家认为，戒定慧三法相资，不可或缺，因戏生定，因定发慧，此三者次第相生，人道之关键也。刘文说：“定而得境”，使散乱的心水澄明，进入创作意境；开慧后遣词造句，能得到精华而美丽的词藻。这都是他达佛之知见，自家家珍的和盘托出。
至今仍广为传播，并且刊入中学课本的《陋室铭》，是刘禹锡一篇颇具艺术特色且具禅趣的杰作。
文章开头两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意在引出“斯起陋室，唯吾德馨”一句，以揭示全篇主旨。接下便描述了所居陋室的清幽宁静，和他的清高自得的日常生活，具体地表现了一种超脱世俗、闲居静室的怡然自乐的情趣。最后写“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两句，是借诸葛亮和杨雄所居的草舍来自赞陋室，流露了孤芳自赏的深意。文末一笔，借孔子的话，照应题目和文章入笔之处，意在表明居室虽陋，然而有“唯吾德馨”的君子居之，又有什么可鄙陋的呢?这样，全篇都在“陋室”二字落笔，而中心却在抒发作者志行高洁、安贫乐道的志趣，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超尘脱俗的士大夫的雅兴。铭文中的“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将简陋的居室点染成清幽的意境，这与“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慧忠国师》)的境界何其相似!此种境界“是普贤文殊大人之境界，非诸凡小而能信受。皆与大乘了义经合。”(《仝前》)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法为因缘立，心从次第修。中霄问真偈，有住是吾忧。”从刘禹锡的《陋室铭》及《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中可以得知他对佛经特别是对《金刚经》是有过研习的。“有住”语出《金刚经》，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住，即执着，贪着意。刘诗“有住是吾忧”，即执着于世俗有形的事相就是一种烦恼，就是一种忧患。他在《送僧元嵩之南游》诗引言中亦有“繇是在席砚者多旁行四句之书”的句子。“四句之书”亦是指《金刚经》。如果刘禹锡未能深谙佛理，恐难写出如此上妙之作。
刘禹锡与佛教结缘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婆罗门僧治好了他的眼疾。他的《赠眼医婆罗门僧》写道：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诗中说他中年时就患了眼疾，给他治疗眼疾的婆罗门僧人即印度医僧。这位眼医用的是“金篦术”即是“金针拨内障术”，看来刘公的眼疾是白内障。
佛教于西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后，许多印度僧人纷纷来华，他们即传教又行医，既是佛理精通的高僧，亦是精通医术的医僧。“金篦术”就是医僧从印度带来，并为中国医学界接受并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形成了中医独特的“金针拨障术”。历史上印度的眼科是很发达的。《大般涅架经》卷八《如来性品》记载：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篦术决其角膜。“龙树菩萨眼科专著《龙树眼论》、《龙木论》、《眼科龙木论》被译成中文。唐王焘《外台秘要》对白内障各期症状都作了简要的描述，并引用了齐州陇上谢道人撰《天竺经眼论》：“眼无所因起，忽然膜膜，不痛不痒，渐渐不明：久历年岁，遂致失明。……此宜用金篦术，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金针拨障术在唐代已很盛行，著名诗人白居易四十多岁时白内障亦是金篦术治好的。他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出，他患白内障是在中年，当是在朗州。此后未发现他再患眼疾的记载。说明印度医僧的医术高明，一针拔除迷雾，使他重见光明。医僧与他结下的佛缘，更坚定了他学佛的信心，从而用佛法统帅自己的言行。他在政治上仕途不顺，他的好友自居易说他“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一生中有很长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但他不恢心，没有消沉，牢记“吾住是吾忧”的真偈，不把烦恼安住心头，更是心无挂碍，勇往直前，游戏人生。他谪居朗州、连州、夔州等地时期，深人民间，了解民情，并注意向民歌学习，力图吸取民歌内容与形式上的优点，翻作“新曲”，使“善歌者飚之“，创作了《竹枝词》、《浪淘沙词》、《杨柳枝歌》等民歌诗体。这些诗题材多样，语言明快，成为唐代诗歌中别开生面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上亦受到一些文人的指责，歪评他的诗是个人“泄愤”之作，骂他是“薄行”文人。他都不予计较，他认为世事总是按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规律演变着的，“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尽管有人诽谤，我内心洁白无疵啊!这就是一个学佛者当下解脱的心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刘禹锡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这段经文作了很好的注脚。
摘自《正法眼》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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