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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佛教化
 吴立民
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传人後就齐头并进交叉进行的。中国的佛教化不是佛教化的中国，不是说中国成了完全佛化的国家，由於中国本位文化始终是以儒家为核心、为骨干，它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论儒家独尊的地位如何沉浮，道家佛家如何鼎盛，都不能夺其正统地位，因此中国始终没有成为完全佛教的国家。但信教群众占有一定数量，而且经久不衰，也是事实。所以这里说的中国佛化包括了融合後的普遍性文化，是指中国本位文化融入了佛教後而形成了具有佛教特色的中国文化。也包括了融合後的独特性文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中国佛教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佛教得到封建帝王长期持续的倡导和扶植。佛教传入中国后，除“三武一宗”之厄和极少数帝王排斥者外（藏传佛教只有前弘期和後弘期间藏王郎达玛灭佛，正与唐武宗会昌灭佛同时），历代王朝大都对佛教采取了保护和扶植其发展的政策，在法令上使僧徒和寺院享受某些待遇，僧徒的生活，寺院的经济基本上由国家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历代帝王的绝大多数都是崇信佛教的，有的甚至佛学造诣很深。元清两代帝还特别信奉藏传密教。不少帝王曾出家为僧尼，甚至舍身为僧，如梁武帝、武则天、赵匡胤、朱元璋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出家为僧尼者更是不少。大多数帝王给予佛教高僧以崇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封他们为国师、帝师、活佛、法王，赐锡赐紫。有的把高僧视为国宝，如争夺原子能科学家一样，争相迎夺，甚至以举国武力争夺，如鸠摩罗什、佛图澄、昙无谶等就是夺请来的。唐朝的不空、玄奘、神秀等大师，都是举国崇奉、红极一时。佛教也为中国的政治教化，为封建王朝巩固统治积极效劳作出了贡献。
第二、在经济上，佛教建立了寺院经济制度，成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了僧侣地主阶层。他们与世俗地主有联系又有区别，相勾结又相抗衡。寺院经济长期的经营发展，不但使佛教内部产生了师徒宗法继承关系。并且促使佛教学派演变成为有经济关系的宗派。这在唐代表现最为突出。寺院经济膨胀，不仅寺院实有土地扩大和人口免役增加，而且吸收更多的人皈依到佛教门下。佛教的经济实力，甚至为唐王朝安史之乱後解决了巨额的财政军饷问题。历代王朝大都敕建敕修了不少寺院，对寺院的封赐捐赠都是可观的。佛教的寺院经济，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封建性，但佛教的根本戒律不赞成私有制，不允许私存财产的。所以真正弘扬佛法的僧人和真正弘扬佛法的寺院，它的经济是公有的或集体所有而不能私有的。这是佛教在经济上的一个特点，不可不加以辨别。
第三、在学术思想上，佛教长期持续的译经讲经，传法传禅，使佛学成一门专门学问，与儒、道鼎足而三。佛教传人中国时，面临著中国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开始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把佛教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经过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长期学习钻研，使佛学渗透到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各个学科。由於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佛学研究的水平很高，佛教的教理教义得到了很大的发挥，赢得当时外国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领袖群伦的道安。就被西域鸠摩罗什大师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盘》、《华严》，印度菩提留支大师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回国途中，被一些国家留当国王而不顾，毅然回到祖国译经弘法。历代高僧大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历代的大学问家，很少有人不问津于佛学的。就连最反对佛教的卫道士韩愈也不得不结交和尚学点佛学，他文起八代之衰，而诗却要与禅僧推敲。欧阳修修唐书，因排佛而砍掉佛教历史内容，结果使後人不得不重修新唐书。近人胡适写中国哲学史，也是因不懂佛学，写至先秦而搁笔。特别是佛学中的禅学，它也像幽灵一样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缠上了它就很难跳脱出去。士大夫不讲禅学，就如同没有灵魂，其语言学问就好像缺少一种味道。
中国现在通行的一些语言、词汇、成语、典故不少就是来自佛教而成为普通性用语的。如自由、平等、世界、刹那、觉悟、境界、成就、究竟、圆满、无碍、如实、实际、受用、方便、绝对、相对、有限、无限，一针见血，心心相印、打成一片、顽石点头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丢掉这些，则我们的语言会显得贫乏，甚至语不成话了。在历史动乱期间，逃禅者固然不少，受禅教而救亡者就更多，就是逃禅者也多数是有心人，不是与世无争，无所作为。宋朝张方平是一个读《楞伽经》而“宿障永消”，又把《楞伽经》介绍给苏东坡刊以行世的儒者。书载王安石问张方平云：“孔子去世百年而有孟子，其後绝而无人，或虽有之，不足以为醇儒，如何?”方平答云：“岂无人耶，亦有过於孔孟者矣。”安石问为何人?方平云：“马祖道一、汾阳天业、雪峰义存、岩头全豁，丹霞天然、云门文偃。”安石闻其语，愕然不知所为。方平复语之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佳，皆归於释氏矣！”安石叹服，复以语张商英，商英抚案赏之，以为至论。这个故事说的历史上中国大多数优秀知识分子归入了佛门，而佛门的高僧大都是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
第四、在民间信仰上，佛教长期独树一帜，尽管信仰程度不同，但信仰的群众性却是很普遍的。佛事节日活动已经成为民情风俗或民族习惯。藏族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云南傣族等十多个民族全民族信仰小乘佛教。这就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佛教民族性的特点。特别是佛教净土盛行，一句阿弥陀，西方去往生，妇孺老幼都知道这句称号的作用，有事无事，有难无难，自觉不自觉地都要念几声。佛教许多用品，如綫香、香炉、念珠等等，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用品。人们的衣、食、住、行、冠、婚、丧、葬、生、老、病死，也几乎都与佛事活动联系起来。在历史上，佛教也为农民举行起义活动的旗帜和团结群众的纽带。世俗群众的长期信奉，使佛教普遍存在於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这就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佛教群众性复杂性的特点。
中国佛教化还表现在建寺、造像、刻经及影响到文艺等诸多方面，不再细谈。
摘自《香港佛教》199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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