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敦煌佛教胜地

史 　夫

　　敦煌地处北纬40度稍北的中国西部内陆干旱地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大都市，自古以来居住着汉族、月氏、凶奴及西域粟特等民族，是所谓华戎交汇之地；自汉武帝经营西域设立河西四郡始，敦煌随着人口增长而逐渐成为“丝路”经济、军事重镇；虽远在西部边陲，历代中央政权皆欲置之于自己的管制圈内；同时，敦煌也是中古魏晋隋唐时期的佛教胜地。
　　敦煌北有马鬃山，东南有祁连山，西接塔里木盆地东缘流沙，据说由于疏勒河与党河经久淤积深谷而成盆地，阳光充足，无霜期长，有水灌溉，自汉代建郡后，中原农耕技术随徙边的官民传 入敦煌，赖农业生产逐渐积累起大量的物质财富，人口随之增多(《汉书，地理志》载敦煌郡约人口三万八千馀)，来往商客带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与西方国家的香料、药材、玻璃、珠宝、良马等奇货宝物暂栖于敦煌，此时的敦煌郡城在今天敦煌城的西方，那些隐约突起的古垒与田园既是昔日辉煌近千年的敦煌古城遗址。自汉代开拓丝绸之路，敦煌成为经营西域的大本营，总绾丝路的枢纽。西晋永嘉丧乱而中原板荡至隋统一中国之前，北方社会混乱局面影史 夫响了丝路畅通，使姑臧、敦煌等地成为丝路贸易的终点，河西相对安定而成为“避乱遗种”的地方，苻坚攻取河西后，建元末年从江汉、中州迁徙一万七千馀户到敦煌地区，其中有负笈而至的知识分子，总人口估计六万有余。五凉政权注意发展生产，出现本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地稳定繁荣。这样就给随丝路贸易而来的佛教扎根于敦煌奠定基础。
　　西域诸国的佛教向东延伸渗透，以本地文字传译佛经，其势力以随乡人俗的方式逐步传播到我国河西、陇右，以至关中、中原、江南等地；先是外来的僧侣栖息于敦煌传道，以后佛教流行，中国僧人有西行求法履经敦煌，城乡民众日渐习以为常，僧俗交往，佛教扎根于民间的同时，又日渐世俗化，乃至世代相传。敦煌壁画、遗书、寺院等实物便是佛教兴盛于敦煌的明证。佛教流播敦煌之初，就有僧人行禅，《沙州城土镜》所记莫高窟于永和八年(352)创建，从佛教传 入玉门关后，僧侣们选择流水萦回、草木葱郁的断崖凿窟习禅；莫高窟距敦煌郡城二十馀里，四周沙碛，宁静自足，是修行的理想之地。
　　现存的敦煌文献未明确记载敦煌在中古不同时期寺院、僧人、经典的确切数字与僧俗信仰活动的具体情况，敦煌佛教并非与汉地佛教发展完全同步，而是与汉族传统文化最先接触、融会，逐渐形成带有敦煌本地各民族生活习俗的特色，在少受中央诸政权统治的背景下，往往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特性。我们探究大量敦煌遗书中所表达的礼佛、供僧、建寺、塑像及节日僧俗信仰活动中的诸种愿心与布施，则敦煌佛教上祝国泰民安，下求自身解脱之精神信仰明显具有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特色，要清晰梳理并予总结，笔者实有心而无力焉!
　　敦煌佛教的扎根、演进受到来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直接或间接之影响，敦煌地区的豪族、民众生活与信仰也不时遭遇磨难。十六国末的割据征战使河西社会陷入苦海，公元421年，一向护持佛教的沮渠蒙逊灭西凉时，以水灌敦煌城，又屠其城，安定祥和数百年的敦煌顿显破败景象，佛教信徒于人间灾祸、人生痛苦中对佛教深信不疑。他们从西域名僧学经、坐禅、建寺、供僧，从魏晋到隋朝统一，敦煌佛教始则扎根民间，终于遍及城乡，“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所属多有塔寺。”(《魏书·释老志》)魏收的简括叙述留下了一点敦煌佛教信仰的历史记忆。
　　北朝时期敦煌佛教兴隆，敦煌写本中5至6世纪末的北朝佛典为数甚多。446年北魏实行废佛，453年转而奉佛，其后佛教盛于前朝。废佛期间踌躇于关中、中原等地的僧侣西行至敦煌居留，敦煌佛教因此更趋繁荣。许多写本有东阳王元荣奉佛的记录，他身为皇族，于529年改镇敦煌，至544年任瓜州刺史。他雇人抄写了《仁王经》、《大般涅 盘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维摩经》、《药师经》等经奉献毗沙门天。据《莫高窟记》，他在莫高窟开凿了许多洞窟，投入了巨额资财，可能是他掌管贸易取得的利润。“丝路”贸易所得促使敦煌地区僧俗间的佛学日趋繁荣。同时，从长安等外地传人敦煌的抄写佛经有《胜鬣经》、《维摩经》、《法华经》、《十地经》等，经疏有昙兴于定州丰乐寺所写《维摩经疏》、惠龙所撰《维摩经义记》，高昌国延昌四年(564)写的《胜鬓经疏》，慧远的《维摩经疏》等(参见《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日本学者上山大峻文)。
　　隋唐两代，佛教大兴，敦煌人口持续增长，经济兴旺，佛教寺院与僧众依据戒律管理。遗书中的“释门贴诸寺纲管”(p·6005)说“应管僧尼寺一十六所”，不得杂人居住，礼忏、修房等事务有僧政、法律“钳辖”；至少到晚唐，敦煌有寺院16所，一份“转贴”(p·3218)载有普光寺汜阁梨迁化(死亡)，诸寺分派二僧准例齐集助送，否则罚麦。寺名如下：龙兴寺、乾元寺、开元寺、永安寺、金光明寺、灵图寺、显德寺、乾明寺、三界寺、净土寺、莲台寺、报恩寺、大云寺、灵修寺、圣光寺、安国寺、大乘寺，计寺有17所。咸通十年(869)十二月的一件“告身”(p·3720)有沙州刺使张淮深奏文中称“切以河西风俗，人皆臻敬空王，僧徒累千，大行经教”，都僧禄悟真深开阐论，动积微言，“今请替亡僧法荣，便充河西僧统，裨臣弊政。”由此来看敦煌僧众至少数百人，僧官在行政长官允许下参与敦煌的地方自治。786年敦煌降于吐蕃，至848年张议潮驱逐吐蕃，期间称大蕃国，佛教并未因此遭厄，僧侣仍旧往来敦煌修学、著述。敦煌写本有僧传中未见的僧侣著述，昙旷约于764年西人敦煌，著《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等，敦煌僧侣抄写其著述，听其讲义。后继者法成成长于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熟悉其语言，成年后将藏语《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及西域语种的佛典《心经》等译为汉语，还编著多种佛教书籍。各寺多少不等地藏有汉语大小乘经、律、论佛典，据方广铝博土研究，吐蕃统治时的敦煌地区汉文大藏经据p·3432写卷著录114部经，109部同于《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的编排(《佛教大藏经史》)，可证这期间敦煌佛教继续发展，影响远被。
　　现在略说敦煌人的佛教信仰形态。敦煌所有的佛教文化遗产昭示一个事实：敦煌人大多数信仰佛教，此种信仰之精神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于待人处事中，影响及官民的思想感情，传播至敦煌周边地区。敦煌佛教的汉化(世俗化)即为儒家的忠君爱国、敬天保民等人伦道德，道家的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与佛教明因果、求解脱日渐融合，表现得天衣无缝，皆大欢喜。通过盛行于敦煌佛事活动中产生的各类祈求功德、礼忏的超度文、祭文、愿文、庆贺文、行香文、布萨文、变文、碑文、押座文、功德记、貌真赞、佛曲等，说明中古时期敦煌佛教深入人心并辉煌光大。就以敦煌岁时佛俗活动来说，一年十二月(六月除外)中的各个佛菩萨纪念日与我国传统节日都表现出浓厚的佛教思想与汉族礼教精神。佛事活动如安伞旋城、印沙脱佛、赛天王、二月八行城、四月八佛诞、盂兰盆节等盛况空前；四月八、盂兰盆节已成为我国民间节日，崇拜释尊，禳灾植福，弘扬忠孝，延寿荐亡；传统民俗如上元燃灯、寒食、清明、端午、下元令节、冬至等，僧尼信徒集体活动是其精神信仰不可或缺的部分，民俗活动又将佛教传遍于敦煌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