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信　禅　师

吕建福

　　一、丛林肇始
　　一般禅宗史均以达摩东来，传佛心印，由慧可而僧粲，由僧粲而道信，由道信而弘忍，由弘忍传至六祖慧能而大兴。前六祖一脉单传，六祖以后始普化。至马祖道一、百丈怀海始有丛林之创制。通常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释门正统》载：“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但就中国禅宗丛林之源头来看，与道信禅师有莫大关连。在禅宗史上，达摩东来，单传慧可，慧可传僧粲，其时之修行以楞伽师而修头陀行，居无定所。至四祖道信，定居湖北黄梅双峰 山，始形成规模。这对于后来禅宗的发展意义重大。《楞伽师资记》谓道信：“再敞禅门，宇内流布。”而道信之修行方法也与楞伽师头陀行之风格有异。头陀行十二戒中有不可于一地久居以免留恋之戒规，此乃印度佛教风范。居无定所，随方传授，故难以形成团体规模。至道信禅师而情况有变。
　　在定居双峰山之先，道信就曾在庐山大林寺居住达十年。后应请往黄梅，见双峰山有缘，一住三十年。《续高僧传》云：“蕲州道俗请渡江北黄梅县，众造寺，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自 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者，无远不至。”(引自印顺《中国禅宗史》)
　　《传法宝记》云：“武德七年，住蕲州双峰山。……居三十年，宣明大法。”道信定居双峰，一住三十年，并常“聚徒五百人”，这在当时是极具规模的。双峰山远离城郭，难以得到城市经济(豪门贵族及大量信众造寺造像、供养布施等等)的支持，以其时间之长，僧众之多，必须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事实上，道信在双峰山即已开始提倡自耕自给，以农养禅。据敦煌本《传法宝记》载，道信：“教诫门人，努力勤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引自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此“作”即指农务劳作，以此为基础方能“闭门坐”而修禅。这可以说是后来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之滥觞。
　　道信居住双峰山，聚众修禅，自耕自足，达三十年之久，可见其影响之大。事实上，从道信始，达摩禅之影响开始在中国佛教和社会上扩大，为后来弘忍、慧能大弘“东山法门”、开始中国禅宗作了先导。而后世的佛教丛林也在道信时具备了雏形，可为中国佛教丛林之肇始。
　　二、笃实行履
　　道信之禅风据印顺法师研究，有三大特色：
　　(1)戒与禅合一。道信之禅风与原先楞伽师不同，不仅安居乐业，且有传戒，说明他是教禅传戒并举，与当时北方禅师天台慧思等相类(慧思讲“梵网戒”)。这可能与他住大林寺十年、受天台教法影响有关。道信曾亲著《菩萨戒本》，但未传下。
　　(2)《楞伽》与《般若》的合一。道信禅法一大特点，教人以摩诃般若开始以《文殊说般若经》传法，启五祖弘忍以《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传法之先河，已改变了达摩传于二祖时以《楞伽经》印心的传统了。
　　(3)念佛与成佛合一。据《楞伽师资记》可知，道信所奉持的是《楞伽经》和《文殊说般若经》的教说，其中特别强调《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在《起信论》中“一行三昧”融合了《楞伽》与《文殊说般若经》的义理，道信以之为教人习禅的“安心方便”(著有《 入道安心要方便门》)。而“念佛”则是大乘重要法门，在中国自慧远庐山结社以来，普为流行。“一行三昧”乃“念佛三昧”之一，“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心心相续念佛，念佛心即是佛。由此可见道信“人道安心要方便”之方便。
　　从印顺法师所归纳的道信禅法可以看出，道信之禅仍保存着早期禅宗朴实修行的风格，注重“一行三昧”、“努力勤坐为根本”，见地方面以达摩禅为宗旨，而修证方面仍然注重修习禅定，与佛教自汉末传 入中国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习禅风尚相一致，有异于后世禅宗动辄“机锋转语”而‘‘似乎”不尚禅宗有很大不同。实质禅门宗旨之重见地，所谓“只贵子见地，不贵子行履”，实不能误会为不重行履。据《传灯录》及其他有关资料记载，道信本人非常重视行履，六十年长坐不卧习禅修定，一如禅宗初祖达摩之“壁观”禅风。《景德传灯录》卷三云：
　　“道信大师者，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后迁徙于蕲州之广济县。师生而超异，幼慕空宗诸解脱，宛如宿习。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仅六十年。”
　　“六十年胁不至席”，让我们看到了早期禅宗行履的笃定，实非后世口头狂禅之风被人所误解的那个“禅”。

　　　　　　　　　　　　　　　　　　　　摘自《人海灯》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