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法显传研究》
王邦维

　　在欧洲，最早注意到《法显传》，并将它翻泽成法文的应是法国学者Abel　Remusat。Remusat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有广泛的兴趣，后来在法国形成气候的汉学及中亚研究的学术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开始的。Remusat翻译的法文本《法显传》，我没见过。国内似乎也很难找到。只知道这个译本曾经过增补，1836年在巴黎出版。
　　《法显传》在欧洲的第二个西文译本是Samud Beal翻译的英文本，题目是Travelsof Fahsian and　Sung-yun：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lndia(400A．D．and518A．D．)。1869年在伦敦出版。Beal原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清代来华。他翻译过好几种书，其中《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他后来对《法显传》的这段翻译做过修改，放在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前面。现在看来，Beal的翻译质量并不太高，研究也很一般。但Beal的译本与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在英语世界是最早的译本，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及印度仍不时还有人提到并引用。
　　在Beal之后，又有一位英国学者做过翻译《法显传》的工作，这就是剑桥大学的Herbert．Giles：Giles翻译的《法显传》，题目是The Travels of fa_hsien(399-414a.D．)1877年出版于剑桥。Giles原是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外文宫，任满后到剑桥做教授，是剑桥大学汉学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50年代制定的汉语拼音被广泛接受以前，西方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拼写汉文的规则，是所谓的威妥玛式拼音。这套拼音有两位没计者，其中之一就是A.Giles。
　　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致对《法显传》发生兴趣，并非偶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为了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历史、考占、地理以及宗教诸多问舾，多方面地搜集资料。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原来有这样丰富细致、详实明确的记载，如获至宝。因此，他们花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和翻译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中。包括《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批中国求法僧的书，我们看这些书先后在欧洲被翻译出版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点。《大唐西域记》译出后，不久又出现第二个英文译本，这就是由T·Watters翻译并详加注释的0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对《法显传》Watters其实也很有兴趣。他发表过文章专论《法显传》的翻译。Watters最早也是英国驻华的外交官，曾经做过住宜昌的领事。
　　在翻译和研究求法显著作“热”的形势下，又有了《法显传》的第三个英文译本，这就是James Legge翻译的A Recond of Buddhistic Kingdoms，being on Account by theChineset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lndia and Ceylon（A．d．399-414），1886年在牛津出版。 Legge的翻译比起他的先行者而言，已经比较讲究版本，他使用的底本是当时欧洲留学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他的日本安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这个刻本的底本是高丽藏本。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和用得多的是Legge的这个译本。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法显传》研究方面，除了《四库全书》馆臣们撰写的那—篇提要以外，几乎没有可以值得—提的东西，甚至连关心这部书的人也极少。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